“前一段時間，針對爭議，我們強調中等收入陷阱，絕對不是什么所謂的偽問題，不是所謂敵對勢力給中國搞的什么概念陷阱。”11月18日，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上如此表示。

賈康進一步指出，這種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客觀的統計現象，中國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之下，已經累積了各種各樣的矛盾，中央所說到的這些隱患和矛盾疊加在一起，怎么避免重蹈覆轍，必須有優化供給環境，優化供給措施的重大的科學決策。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怎么彌合二元經濟和走向共同富裕，這個問題已經形成嚴峻的挑戰。實際生活中，我們看到的城鄉區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財產差距，已經有了非常嚴峻的挑戰，能不能把它保持在各個方面能承受的范圍之內，相關的供給環境，機制優化問題是無法避免的。賈康說道。

以下為賈康發言實錄：

大家好。結合我們這個單元的主題，扼要的談談自己的看法。說到新常態，我認為可以講新意明朗，但常未實現。常是在我們這個經濟合乎邏輯的，從高速向中高速下臺階之后，要完成探底和企穩，對接一個盡可能時間長久的發展升級版，要常在這種狀態上，我們既要承認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不可能再是高速了，要進入中高速。另外一方面，根據現在地方政府層面、企業層面、市場層面感受到的種種困難，謹防因為我們的矛盾累積和隱患疊加，帶來一滑再滑的狀態。如果簡單的讓經濟繼續下行，而沒有新的動力源對沖下行因素，我們是不是至少居安思危的要考慮經濟問題的社會化和政治化，是不是要把我們拖到中等收入陷阱。這樣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面前，當然要看到中國的發展潛力，韌性，回旋余地，都是實實在在的，但是這里面蘊含的所有的潛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給的龍頭激發出來，才能變成現實。

我們一方面需要適當擴張需求，同時要特別注意處理好理性供給的問題。現在從決策層到學界都特別注重怎么消除供給抑制，我們認為，中國制度供給這個龍頭怎么樣能夠帶出來新的發展理念下的各種動力因素合在一起的混合轉型。從這個視角上，我們特別強調，針對當前大家感受到的，中國經濟下行中間最主要的矛盾方面，已經是人們在談論的通過緊縮壓力，必須要有適當寬松的總量政策的同時，怎么樣掌握好區別對待的有效供給，通過在優化結構方面把文章做足來增強我們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的后勁，真正把新引到常的狀態上。

我們有一個認識框架，問題導向，我們勾畫了必須重視的三大國情約束條件，要緩解這些約束之下的矛盾凸現，必須在供給端找到可行的對策。首先看看這些問題，第一、中國是一個非常之局，實際生活中間，我們的資源環境，能耗，環境壓力等等，和經濟發展的粗放特征，以及在我們國家的資源稟賦條件下，決定的基礎能源以煤為主的格局，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們特別的高壓力區間和高壓力階段中間，由于種種因素形成的異乎尋常的怎么樣能夠實現綠色發展的挑戰。現在的霧霾，一定要回到一個客觀的格局里理解，中央建議里提到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當然包括這樣一個現實問題，非常之局怎么樣以非常之策破解，我們認為，一定要在供給端有一個成體系化的，問題導向之下的，有高水平的對策設計。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歷史性考驗階段到來了。中國如何避免許多經濟體遭遇的這個問題，來爭取順利的擺脫陷阱潛在威脅。前一段時間，針對爭議，我們強調中等收入陷阱，絕對不是什么所謂的偽問題，不是所謂敵對勢力給中國搞的什么概念陷阱。這種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客觀的統計現象，中國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之下，我們已經看到了各種各樣矛盾的累積，中央所說到的這些隱患和這些矛盾疊加在一起，問題到導向下，比較結果怎么避免重蹈覆轍，必須有優化供給環境，優化供給措施的重大的科學決策。

第三、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怎么要彌合二元經濟和走向共同富裕，這個導向已經形成嚴峻的挑戰。鄧小平晚年最關心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后，怎么樣實現共同富裕。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全局皆輸。實際生活中，我們看到的城鄉區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財產差距，已經有了非常嚴峻的挑戰，能不能把它保持在各個方面能承受的范圍之內，相關的供給環境，機制優化問題是無法避免的。

我們是這樣考慮的，必須在已有的供給方面考慮到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動力，形成可支撐升級版的混合動力。整個人類社會經濟生活，原生動力是需求，人們必須滿足自己的生存以及發展和享受的需要。但是，回應這個需求原生動力的后面的供給，卻決定了我們不同時代的特征和不同階段上，有沒有可能通過創新一個一個的上臺階。供給方面大概有五項：勞動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創新力量、制度體制安排。前面三項在經濟體中等收入階段之前，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過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更多需要強調的是后面兩項，科技創新和制度的創新。中國現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是制度的供給。

如果提出對策，顯然就是針對這五大要素能夠采取什么樣的對策？比如人口政策和人力資本培育發展戰略方面，必須應對現實的問題，現在終于看到五中全會放開兩孩，后面還有動態的優化我們的整個人口政策和人口發展戰略。二要把這五大要素里面可能的有效供給提升上來，還必須在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考慮。這里面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面的建議，我舉一個例子，比如現在已經在努力的實施簡政放權，減少審批，逐步實行的改革措施，它的績效真正能體現出來，必須結合體制框架。比如大部制、扁平化。整個政府行使公共權力的基本構架能不能如愿改造，大部制討論了很多年，沒有什么進展，扁平化在邏輯上早就在探討，也沒有什么進展。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考慮。只有這些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轉變政府職能，降低運行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激發我們的潛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