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傳讀后感300字—拿破侖傳讀后感300字三篇

最近在一直閱讀美國諾曼·里奇的《大國外交----從拿破侖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本書寫得非常好，自己在淘寶上買了一本更加仔細的閱讀.該書主要以外交的態度來解釋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及為維護利益而采取某種形式上的同盟或伙伴協約關系，為我們展現出近代歐洲的外交風貌。

事實上，往往一個在外交上會取得有效成績的外交家通常也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歐洲的外交家們往往會通過對各國以及本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因素進行評估，以此從外交中選擇并采取對自己國家有利的政策。在1814-1914這一百年間，外交官在外交關系的策略上都進行很好程度的拿捏，這種拿捏最基本的依據是本國的底線以及本國中在談判中可以放棄以及必須獲得的利益。對這種拿捏的程度有著很好理解的便是德國最優秀的外交家俾斯麥，通過一系列的對外條約使德國在英、法、奧、俄之間的四戰之地得以崛起。然而盟友選擇的基礎也正是利益的分配，大國間的猜忌與不信任往往也會對條約作出質疑甚至違背，正如斯大林所說，條約往往是最靠不住的，而消除這種疾疑的是條約背后的利益。

在1814-1914那個殖民化盛行的時代，國際主要國家英、法、俄、德、意，西、美、日，因為殖民地問題大打出手。英法矛盾、英俄矛盾、日俄矛盾、德法矛盾、巴爾干民族矛盾都成為那個時代的主要矛盾。為解決大國之間的利益問題而進行的外交談判有時也是以犧牲弱國(奧斯曼帝國)、小國（非洲國家、巴爾干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競爭永遠是無法避免的，當國家之間的競爭用外交手段無法解決利益糾紛，當“進步”與“讓步”之間都沒有了回旋余地的時候，那么也只剩下了戰爭。有人說發動場戰爭比結束場戰爭更難。的確，對于戰爭這種決定國家命運選擇的最后決定，任何一個領者都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與責任.雖然這種風險與責任有些時候是政治家們承擔不起的。比如一戰后,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俄國沙皇一家全遭屠殺。

《龍旗飄揚的艦隊》一書中寫道:經濟、外交、心理、軍事都是決定戰爭的因素，軍事也只是最后采用的手段.當然，為確保戰爭勝，選擇盟友也是盡可能越多越好。所以外交也是勝利重要的手段。外交也是與自身軍事經濟實力成正比，一個強大的國家勢必會有較高的外交地位。而弱國無外交，正如1919年巴黎和會上備受屈辱但也無可奈何的中國。弱小國家的外交發言自然被大國無視。當然，心理因素也是對外交流著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對于君主制國家（德國、俄國、奧匈帝國），君主們對外交的拿捏程度取決于他們自身的領導素質與政治修養，兩者可以避免在外交關系上少犯一些錯誤。有些錯誤也會對國家造成損失，由德國皇帝引發兩次的摩洛哥危機以及一戰爆發前對奧地利的塞爾維亞政策的搖擺，這對于國家外交政策的進行是致命的。

在地緣政治中，德國顯然有怨言，在德國崛起之前，英法美俄早己通過殖民手段掠存土地已成為可動員大量資源的世界級大國。與同是后起之秀的日本不同，日本的北方與東面雖有俄美，但與他們的核心利益地區有很長的空間距離，這就大大降低了危險性。但德國面臨著法俄直接包圍，盡管德國的陸軍是歐洲中最強大的，德國施利芬將軍、毛奇總參謀長對于單個戰勝法俄也是有信心，然而東西兩向的俄法迫使德國兩線作戰，這是一個貫穿整個戰爭的問題，德國不得不面對兩線作戰。對于英國的大陸平衡政策德國原本可以將計就計以英德同盟平衡法俄同盟，但是德國的海軍擴大計劃、兩次摩洛哥危機以及進軍比利時都引發英國不滿。盡管德國很多將軍認為“英國的海軍艦隊對于保衛巴黎也確實沒有用處”，但忽視了北方的出?？跁r刻受到英國海軍封鎖的威脅，對于一個資本發達國家如果沒有外來資源供給，其危害是致命的。 德國也不是沒有考慮， 德國將軍們1905年的“預防式打擊”的可行性，俄國戰敗實力大減，對法國攻擊、俄國支援行動會跟不上，但是在外交上這種策略不得不中止。

與其說一戰開始在1914，不如說真正開始的時間是德國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德國對俄國的《再保險條約》續簽的矛盾心理，引發的一系列多米骨諾牌的作用，在法國的運行下法俄同盟 、西班牙與意大利中立化、英俄協約，使德國在俾斯麥時期建立的外交優勢逐步喪失，迫使德國不得不支持唯一的盟友----奧匈帝國，即使冒著被“綁架”的威脅。奧斯曼的衰落，底線的挑戰（君士坦丁堡與塞爾維亞）、盟友的保證 、海軍的擴大挑戰、 德國的滲透以及復雜的民族矛盾，加深了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或者說是德奧同盟）之間的矛盾，即便是沒有薩拉熱窩上的那一名刺客，歐洲大戰也勢會爆發，那也只是時間早現罷了。悲哀的是，隨著國家近現代化發展，使國家戰爭越來越激烈。盡管開戰前期提出的口號是“圣誕節回家”，但一戰就長達4年，無數的人因此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