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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云回來了，直到現在，風波和熱議還沒有停下。

比如胡錫進就發表了長篇大論了，說國家從未打壓過民營企業……雖然有各種激進傳聞，但沒有一個一線民營企業家遭遇傳聞中的不測。

緊接著，海南當地也發布了《關于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文中稱，營造公平公正法制環境，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捕就不捕，能不訴就不訴，能不判實刑就不判實刑，能不繼續羈押的及時予以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

3月28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更是指出，將嚴厲打擊網上惡意損害企業和企業家形象聲譽，甚至從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違法違規行為。

一系列的組合拳下來，基本就是把幾個字寫在臉上：

民營企業家，我們需要你！

然而，很多人都知道，近一兩年的網絡風氣了，批判資本家似乎都成了一種時髦。

尤其是司馬南攻擊聯想事件的發酵，帶動了很多網友逢資本家就罵的不正之風，仿佛身邊所有的不幸，都是資本家導致的。

但喊殺喊打的結果大家也知道了——外企撤退，馬云云游，各互聯網大佬紛紛隱退二線，到了最后，自己也感覺到了寒意。

以至于一個富豪坐飛機出國、回國這種再正常不過的事兒，都變成了巨大轟動效應的新聞。

其實，馬云回來，本不該是新聞。

一個有利于營商的環境，就是讓普通的事變得再普通不過。

怎么讓這件事情普通？是海南說的那樣：能不捕就不捕，能不訴就不訴？

看似這是一種利好，實則讓人更加不適。

因為法治是正道，法律是準繩。

準繩豈有區別對待的道理？

今天說你是小甜甜，明天再變成牛夫人呢？

企業家投資，最害怕的，恰恰是這種不確定性。

商業最需要的是確定性，尤其是法律的確定性。

我之前就說過一個故事，是馬云出走前說的，現在他回來了，不妨再說一次：

非洲有一個國家，叫津巴布韋。

這個國家資源富饒，盛產寶石、黃金，此外還有咖啡、劍麻、鎳礦、鐵礦，是理想的投資勝地。

但近年來，基本沒有什么外商敢去那做生意了。

為什么？

因為他們的法律，可以任意解釋，說變就變。

最初的時候，外國人在那邊投資的好好的，當地突然宣布“國有化”，強迫性的把歐洲人開的公司，全部都沒收國有，把外資趕走了。

過了段時間，津巴布韋再次宣布“招商”，放開礦產，歡迎外資開發。

一批選擇相信的外資又來了，錢投進去了，沒想到，當地又宣布“國有化“，沒收完了，繼續“招商”……

就這樣，反復蹂躪，收割了好幾撥外資。

幾輪之后，津巴布韋仍是非洲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雖然他有大量的金礦、鎳礦、鐵礦，可是完全沒有人敢開發，甚至窮到經常停電。

外商就是不去，說除非你們國家的把法律刻在石頭上，像山岳一樣古老。

如果你做不到，我們就不來。

商業需要的，正是這種“刻在石頭上的法律”。

法律只有被刻在石頭上，才能被人信奉。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故事，一個叫雍齒封侯，一個叫徙木立信。

雍齒封侯是說，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后，害怕臣子謀反，于是找張良出主意。

張良說，你先把自己最討厭的雍齒封個候，如果大家見到雍齒都被封賞，那么人心也就安了。

果然群臣見狀都高興地說：“雍齒尚且被封為侯，我們這些人就不擔憂了。”

雍齒封侯，就是給企業家樹立信心。

但光有信心還不夠，還要有徙木立信的法律。

徙木立信是說當年商鞅變法，怕天下人不信，于是就是國都菜市場南門口立下一根木桿，說只要能搬到北門，就賞給十鎰黃金。

當時老百姓很驚訝，但沒人敢去搬，生怕被坑。

后來一個人，壯著膽子搬了，結果真的得到了封賞。

言必行，信必果。

正是因為商鞅的法律如山，不可動搖，秦國的變法才取得了空前成功，吸引了天下之才，為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今天，我們關心馬云，其實就是在關心中國經濟的走向和未來。

但走向和未來的信心，不是引回馬云就能充實的。

企業家也好，資本家也罷。

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不考慮實際情況，就簡單給這些人或扣上帽子，或片面美化、盲目追捧，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對待資本和平臺，從來不應該是罵不罵、反不反的問題。

而應該趨利避害，設置好紅綠燈，運用法律來規范，一切依法行事。

只要不違法，他無論說什么，都不應該動輒得咎。

只要違法，他也不能因為自己是企業家，有錢，就能逃脫法律處罰。

曾幾何時，馬云所引領的網絡經濟，很多人足不出戶，就買到了便宜的商品。

中國也因為支付寶等應用，極大方便了生活生產，并第一次有機會站在全球經濟技術的創新前沿。

事實證明，中國經濟若想再次騰飛，確實需要更多像馬云那樣敢為天下先的企業家。

但也只有穩定的法律、山岳一樣的法律，才能給他們足夠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