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英語—教育家英語怎么說呢
編者按：著名英語教育家、《新編英語教程》主編、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李觀儀教授因病于今晨（2017年2月6日）05時4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三歲。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上外官微特載相關采訪手記，一同深切緬懷先生的崇高人格，追憶她為中國英語教育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
一生傾情教與學，奠基英語教學法
李觀儀教授，生于1924年9月，1946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英文系，1951年畢業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英文系，獲英國文學碩士學位，1953年從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圖書館學系肄業回國。
1956年，上海外國語學院增設英語專業（現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李觀儀調入上外工作，開始長達四十多年的教師生涯，上世紀九十年代仍堅持教學、科研。
作為上外第一批英語教師，面臨教材缺乏、教學無從下手的困境，當時一個班只有12個人，學生大多是零起點，沒有英語基礎，只能先教一些簡單的基礎知識，開設精讀和泛讀兩門課程。
她基于自己留學時吸收的國外教學成果，總結自身學習英語的經驗，提倡將“交際教學法”應用于中國英語教學，即鼓勵學生多聽、多說，堅持在課上和課后都使用英語交流，以此來培養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提升英語能力。
她撰寫的《傳統教學法與交際教學法相結合可行乎？》《在培養語言能力的基礎上培養交際能力》等文章，深入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教學法，得到學界的廣泛響應。
李觀儀主編《新編英語教程》（修訂版）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為了編寫更符合中國高校學生學習的英語專業教程，李觀儀廣泛地借閱資料，“博采眾長，為我所用”，先后主編出版了八冊《新編英語教程》。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編英語教程》已成為最有影響的中國英語專業教材之一，是我國改革開放后最早出版的大學高年級英語教材，一直深受廣大高校師生的喜愛，至今仍被普遍使用，并多次再版，在中國英語教育界影響深遠。
不辭辛苦盡師職，嚴師方能出高徒
在一次采訪中，李觀儀教授談到做教師的初衷，表示這與家庭有很大關系。她父親很嚴格，認為女孩子理想的職業便是教書。而到后來，她由最初的遵從父命，逐漸發自內心地熱愛教書，全心投入英語教育事業。
李觀儀教授是上外英語學科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上外出了名的“嚴師”，在當時的上外英語系“人見人怕”，她后來也曾笑言自己很“兇”。
平日里和藹可親的她，在課堂紀律和學習方面對學生極其嚴格，對違規者毫不留情。她布置的作業，你必須一絲不茍地完成，些許的疏漏或偷懶都逃不過她的火眼金睛。
而上她的課更是必須守時，如果上課鈴響后，你的一只腳還在教室門外，你就得把前面一只腳收回去，在門口站上幾分鐘、十幾分鐘甚至一節課。等她講完一個段落或者下一次鈴聲，方可得到準許入座。即使有“正當理由”，亦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當她了解真相后，她不再批評，而是會謙和地向你說聲“對不起”。
李觀儀對青年教師更是嚴格要求。她特別喜歡去聽課，給年輕教師挑錯，課上稍有懈怠就會被她“發配”去聽磁帶。上外原教務處處長、英語學院李基安教授，是李觀儀的學生。據他回憶，他畢業留校任教的第二周，李觀儀教授就來聽課。當時已是冬天，盡管已將備課內容爛熟于心，他仍然上得汗流浹背：
課后，李先生把我叫到辦公室，劈頭問了一句：“講課講就是了，出什么汗？！”第二句話是：“以后不要再說‘such kind of”，這是Chinglish，要么“this kind of” ，要么“such a ”。第三句話：“課上得還可以，馬馬虎虎”。第四句話：“走吧，小鬼頭。” 那年，我不滿22歲。謝謝李觀儀先生，后來上課不再緊張、不再出汗了，再后來，我去聽年輕教師的課，碰到“such kind of”，也會告訴他們改正，因為Professor Lee told me。
不重名亦不求利，堅守善良璞玉心
李觀儀于1986年被評為上外教授，并先后獲得上海市“勞模”、“三八紅旗手”、“全國優秀教師”等榮譽獎項。退休之后，還獲得“新中國60年上海市百位杰出女教師”的光榮稱號。
而對于這些獎項的看法和評價，她的回答統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管這些”。名利都是可有可無的虛華表象，李觀儀所“管”的，仍然是在英語教育上。
先生生活簡樸，省吃儉用，她曾拒絕了學校分配給她的三室兩廳的房子，仍住在自己簡陋的小房間里。
李觀儀還將編教材所得的版權費103萬余元，悉數捐贈給上海外國語大學，設立“林芯獎”，資助貧困學生和社會實踐。“林芯”二字中的“林”是李觀儀教授和丈夫楊德順先生的姓氏中各挑一個偏旁組成，“芯”意即“一片寸草心”。在捐助時，她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見報，不要宣傳。
在一次整理屋子的時，她的外甥還發現了許多張她捐助貧困山區孩童的憑證單。而在此之前，從未聽她提起過這些事。
1993年4月30日，李觀儀在美國蒙大拿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儀式上代表上海外國語大學致賀詞。
“德高為師，身正為范”，李觀儀教授堪稱楷模。
在談到教師具備的素質時，她認為最主要的是“要有敬業精神，要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學中去”。不僅對學生的學習嚴格要求，也要對自己嚴格要求，“必須不斷充電，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不斷改進教學方法。”
她自己言行一致，一直工作到70歲才退休，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是早上五六點就出門去工作，晚上要七八點才到家，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教學上。
對于當時一些同事雙休日兼職給其他學生上課的現象，她評價說：“如果沒辦法全心全意地教學，那還對得起那些喊你叫‘老師’的學生嗎？”
值得一提的是，李觀儀教授的生日是9月10日，這一天是教師節。
此時此刻，先生已離我們遠去。讓我們共同為她祈福，愿她那美麗的魂靈得到安息：
李觀儀先生，您一路走好。
【李觀儀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李先生，謝謝您能接受我們的訪談。能否請您先談談您學習的經歷？您很早就開始學英語了吧？
李觀儀：我小學讀的是上海光華大學的附屬小學，就在現在的展覽館對過。我家當時住在那里。那個學校在隔壁弄堂，去起來挺方便。中學現在叫“智誠勇”，一般性的學校。為啥定這個學校呢？我們父母都很老派的，學校要近一些，每天自己進進出出，阿姨接送方便一些，這兩個學校都挺近的。
英文是小學三年級開始讀的，三年級到六年級么也讀了四年了，中學里讀了三年，一共七年。那個時候口語什么的都沒有的，只有兩種練習，SPELLING 還有 DICTATION，翻譯都沒有的。我對英文比較喜歡，沒有人逼我學。我生詞全讀出來，課文我都讀出來了。課文假如你不讀，那么一般寫不出來什么的句子或者作文。
后來因為父親去香港工作，我們全家也遷到香港。那里的公立學校都講廣東話的，我不會粵語，我父親朋友的兩個女兒也不會，都去了教會學校。教會學校全部用英文的。第一個學校是會辦的，是朋友介紹的，意大利的，上課全用英文的。奇怪的是，我這個毫無英語聽力口語訓練的學生在那所除了漢語課用廣東話上課外全部課程都用英語授課的學校里，居然在學習方面毫無困難，聽也聽得懂，說也說得出。當時當然也不會去考慮這些問題，只覺得自己的學習很順利，不論是英語主課，還是數學、常識等課都能應付自如。
現在回過來想想，其實并不奇怪，在那以前學的七年英語并沒有白學。七年中英語詞匯學了不少，課文也讀了不少，一旦進入說英語的環境也就問題不大了。所以我認為，現在的聽說練習我并不認為要從頭抓起，你假如有了一定的閱讀基礎，有了詞匯量，讀了很多東西，在一定的環境下，就方便了。如果什么知識都沒有，講來講去就這幾句話，倒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肯定不會好。詞匯量不夠、知識不夠。
2013年教師節，上外英語學院慶祝李觀儀教授九十歲壽辰。
后來我自己選了其它的學校。因為在香港呆了一段時間以后，自己也知道什么學校在什么地方，什么學校好。我不想去讀的學堂。有個學校叫“拔萃”，有男校也有女校。我自己選擇讀這個叫“拔萃”學校。在那里讀好了之后就回到上海了。回來以后總歸讀書還是要讀下去的。我在“拔萃”大概已經讀到三年級了。它是這樣的，最高的是一年級，最低是十一年級，我大概當時已經讀到第三年級了，基本等于高中了，對吧？后來我父親又調回上海工作了，我回來以后總是還要上學，但又不甘心再去讀高中，就于1943年春季考入了上海圣約翰大學。
采訪人：上海圣約翰大學以前是非常出名的大學。我知道很多名人出自這個學校。您能談談在那里學習的情況嗎？
李觀儀：一進圣約翰就有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就是校方居然讓我免修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的英文必修課，直接上一年級第二學期的英文必修課，課本是用英國作家狄更斯的 David Copperfield 全書。在這以前我很少去讀一整本的英國文學名著，所以讀這本書時很吃力。雖然過去已積累了一定量的詞匯，但要順利地讀懂、讀通這一名著，已有的詞匯量顯然是太少了。于是就下苦工夫，每個生詞都查詞典。有些單詞查過又忘記了，還得查上好幾遍。這死工夫沒有白花。一本名著讀完后，發現以后讀任何英文作品時，要查的單詞不多了。
在圣約翰大學我主修英國文學，必須進行大量閱讀，不論是必修還是選修課，都讀大量英國原著，同時也要寫讀書報告等等。這些讀和寫一半是進一步打基礎，一半是不斷提高。至于聽和說，圣約翰大學上課基本上全是用英語上課，說的機會雖不多，但有了大量的讀寫，聽說都非難事。
采訪人：李先生，您在中學、大學里英語學得這么好，有什么經驗嗎？
李觀儀：我學習英語的經歷比較特殊，和現在的學生不太一樣。如果說經驗，也可以小結幾條：
一是學習一門外語，興趣和主動性都很重要。我自認從小對英語有一種好奇心，于是就有興趣去學。二是有了一定的詞匯和閱讀基礎，在有利的語言環境中去學聽說并非難事。
此外，我在基礎英語學習階段，主要的練習或測試形式就是拼寫單詞和聽寫短文，這兩種練習形式對于學習很有好處。前者促使學習者熟記單詞，以達到大量積累詞匯的目的，后者對我自己來說在以后的大學學習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是因為，在大學不論是本科學習還是研究生學習，都必須記大量課堂筆記。我在聽英語講課用英文記筆記時從未感到困難，這的確應該給聽寫練習記一大功。
我的七年基礎英語學習是漫長的，也是很傳統的注入式教學。但是在一定的環境里，卻也能把死的知識轉化為活的技能。可是千萬不要誤會，我并不主張在今天的英語教學中依舊采用過去的那種傳統老辦法。我們應該有新的思路，采用新的方法，不斷實踐，不斷創新，不斷提高我們的英語教學水平。
采訪人：李先生，那您大學畢業就出國了嗎？
李觀儀：沒有，讀好了之后就上海的一個中學里面教書，那個時候有個學校叫“協進”，在協進教書，教高中學生，教兩年。但是我心里面總是想出去（出國）的。家里面有報紙，上面有關于出國讀書方面的獎學金呀什么的。我父親是很傳統的人，和子女間不大有交流。不知道是誰和我母親說我想出國學習。反正后來我父親曉得我在翻報紙，一天到晚翻，關心去國外留學。后來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對父親說了我的想法。而我有兩個哥哥，父親也想讓他們出去學習。那個時候他們兩個人都工作了，都不想出國了，只有我想出去。我們的家庭是老派的，家里總是兒子優先，兒子不去才讓我出去。他們不去，后來就讓我去了。那時候出國沒有現在便當，要坐船的，一坐就是很多天。在選學校時，總是選擇離上海近一些的。當時父親有個朋友在美國的西海岸。我就申請了那里的斯坦福大學。很順利就被錄取了。
2014年教師節，校黨委書記姜鋒看望李觀儀先生，在病榻前聊起最新改版的《新編英語教程》。
采訪人：您出國得時候多大了，在國外生活、學習情況怎么樣？
李觀儀：總歸是大人了呀，你想想看，大學畢業，23歲，我1948年出去的，我是1924年生的，虛歲25歲。斯坦福大學英文系認為我已學的本科課程不夠研究生標準，于是補了幾門本科必修課程。在斯坦福大學讀研究生課程，要求讀英國原著的量比過去要大得多，寫得更多。在那樣的環境里，聽說的機會當然有的是，但也要爭取主動，尤其是說，一定要主動去說。例如那時在斯大有十來名中國留學生，他們多數學理工科，聽讀英語是不成問題的。但由于他們多年生活在中國學生的圈子里，說英語是有些困難的。不久，國內解放了。當時在國外讀書，國內情況到底怎么樣也不知道，不敢回來。研究生畢業了也留在那里。我研究生讀的是英國文學。當時想，英國文學碩士到這種程度么也夠了。而且，我想英文拿到國內去毫無用處，因為當時國內都學俄文，誰讀英文啊？所以我想，英文回去也沒有用場，那么就學習圖書館管理，圖書館總歸要的呀，所以就到密歇根大學圖書館專業再讀一個碩士。半工半讀，讀書要本錢的，那么只好半工半讀，一邊工作，另外一邊上課，就這樣。
采訪人：您當時沒有考慮留在美國嗎？
李觀儀：去密歇根得時候已經是五幾年了，大概52、53 年吧，國內已經解放了幾年了。留在美國總是可以的，當時有很多人都留下了。我不想當二等公民，一直想回來。有些同學回來了，他們有人給我寫信，我就知道國內也蠻好的。當時我大哥到香港，聽大哥說國內好像也沒有什么事情，所以我想我就回來了。53年的時候我回國了。我當時讀的圖書館，國家就分配我到華東化工學院，那個時候的華東化工，現在叫華東理工，最早叫華東化工學院，現在叫華東理工大學，在梅隴。在學校的圖書館做了三年。1956年，國家不是又要英文了嗎？上海市里面把我調過來，那個時候是56年。過去我們叫俄專，后來才叫外國語學院，56年開始有英文，就一直教到后來退休。我退休得晚，1994年，退休了以后也在編教材，也經常去學校。所以算下來，我在上外工作了40來年。
采訪人：您都教過什么課程呢？
李觀儀：剛剛開始的時候，總歸一兩年級的內容，剛剛有英語專業嘛。當時我們做青年教師和現在不一樣。住在學校里，也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早上很早就到辦公室。上完課也經常在教室和辦公室，輔導學生，給他們答疑，晚上也是這樣，很晚才回到宿舍。所以和學生特別熟悉。后來教高年級，還有研究生。給研究生講的課是“學習和研究方法”。
采訪人：李先生，您現在在全國的英語專業的老師和學生中間很有名。很多學校都用您主編的《新編英語教程》。我就是這套教材的受益者之一。聽說現在這套教材使用量還是很大。您能談談當初編寫這套教材的情況？
李觀儀：《新編英語教程》第1-4 冊是上世紀80 年代的產物。5-8冊是90年代逐漸出齊的。一般都是先用油印材料，逐步改進，然后出書，出版以后也不是萬事大吉，還要不斷地發現問題，不斷修改。最初編寫這套教材時正趕上國外的交際教學法盛行。我們引進的國外英語教材五花八門。在這種情況下，最簡便的辦法當然是“拿來主義”。但是我總覺得國外教材不符合我們具體的要求，而且交際法的不同體現往往有偏頗之處。我認為看問題必須全面，不能只聽一家之言。對我們高校英語專業教學必須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對于傳統的英語教材要有恰當的評估。我們編寫《教程》的指導思想是“博采眾長，為我所用”。我們認為不同的教學方法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要求。各種方法有其優勢，但也有其不足之處。我們就想最好是采用各家之長，結合我們的具體實際，制定我們自己的原則。《教程》就是這種構思的產物。
2010年11月，校長曹德明在李觀儀先生家中看望，詢問健康狀況。
80年代以后的高校英語專業學生入學時應該說都已有一定的英語基礎。但一般來說，聽說能力比較薄弱。所以我們當時認為在一年級時要側重聽說能力的訓練。所以在一年級必須抓好聽說訓練。語言畢竟是以口語為第一性的，在一年級過好了聽說這一道關，以后的學習就能順理成章、立竿見影了。怎樣編寫聽說訓練材料不是一個小問題。比較普遍的做法是機械性句型操練加對話。對這兩者的操練一般是熟讀句型和會話到背得出為止，沒有很多靈活性。我們認為這種死記硬背不能訓練出真正的聽說能力。我們的做法是保留句型操練，但以情景句型操練代替機械句型操練，而且在操練時強調靈活性。句型操練能使學生牢固掌握語法句型，但那不是聽說訓練的全部，還要有對話。我們編了兩大類對話，即情景對話和功能對話，并配以角色扮演等練習形式。我不主張死記硬背，而是要求靈活多樣地進行聽說操練。如果在一年級打好堅實的聽說基礎，那么以后的英語學習全部用英語來操作就不成問題了。我們主張高校英語專業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不論是什么英語課程，必須要把英語聽說貫徹始終，不論在課堂上還是課后，盡量用英語這工具來溝通思想。
我一直強調英語學習中讀寫的重要性。《教程》第一、二冊雖側重聽說訓練，但每單元所有課文都要求學生理解和吸收語言材料。也有寫的練習，務必使學生有個寫的良好基礎。《教程》第三冊以后都以課文為主。為了啟發學生積極主動地學，每單元的主課文（Text I）都配有讀前思考題，找主題思想，從上下文猜測詞義，查生詞、查有關背景知識等不同的練習，使學生脫離傳統的被動學習地位，而能主動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每單元有三篇課文，Text I是主課文，TextⅡ是與Text I 題材相仿的副課文，TextⅢ是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例如廣告、百科全書某一頁內容等等。其目的是使學生能接觸到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語言材料，對這幾種課文的處理，絕不能使用傳統的教師滿堂灌的辦法，而要求教師采用各種辦法促使學生自己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對寫的安排是從寫句，到段落、到短文，按部就班，有條不紊。讓學生在寫的過程中不論遣詞造句還是構思作文都有所遵循。
在選課文的過程中，我們一直遵循一個原則，就是選經典的，不選時效性強的文章。因為經典的文章經過多年的沉淀，被大家認可，有思想，文筆好，百讀不厭。而那些剛剛出版的東西，比如報紙、雜志上面的文章，它們很新，可能就是當年發生的事情；但是，教材要長時間用下去的，這樣的文章總有過時的時候。最大的問題是這樣的文章沒有經過時間的選擇，不見得是好文章。
采訪人：您做了這么多年英語教師，對我們今天這些后輩有什么建議嗎？
李觀儀：首先要強調英語師資必須合格。什么樣的教師才是合格的英語教師呢?他們首先必須有堅實的英語基礎，有良好的聽說讀寫技能。當然我們不能要求中小學英語教師和高校英語教師有同樣的水平，但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最基礎的準確流利的語音語調、全面的語法知識、一定量的詞匯、應付自如的聽讀技能和流暢得體的說寫技能是最根本的要求。
1994年，上外校友、演員陳沖返回母校時與恩師李觀儀合影。
教師要掌握靈活多樣、符合實際的教學方法。過去那種滿堂灌、逐字逐句講解的做法已不符合今天的要求了。不論是教哪個層次的學生，教師必須啟發學生積極思維、主動學習。必須要求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學中去。尤其是在以英語為重點的中學里，或者在高校英語專業里，教師必須以身作則，用英語進行教學，同時要求學生用英語進行思考，用英語交流思想，久而久之，學生自然會融會貫通，用英語進行各種活動了。
最主要的是教師要有敬業精神，要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學中去。對教學要專心致志，不辭勞苦，精益求精；對學生要因材施教，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思想動態，要教學生怎樣去學習，要做學生的知心朋友。對學生的學習要嚴格要求，一絲不茍，對自己也要嚴格要求，必須不斷充電，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不斷改進教學方法。
采訪人：謝謝李先生和我們談了這么多您過去的事情，也非常感謝您給青年教師提出的建議。【部分內容整理自《外語教育往事談（第2輯）：外語名家與外語學習》（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5）和《文脈守望：聽前輩講上外故事》（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5）】
（原題為《SISU ┆ 【逝者】永不磨滅的紅燭情：沉痛悼念李觀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