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媒報道，日前，日本2016年度全國最低工資上調標準在首相安倍晉三的強烈要求下，平均時薪上調24日元(約合人民幣1.5元)。此舉意在通過擴大消費刺激經濟，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600萬億日元”的目標。

日媒指出，盡管該決定被期待能促使日本非正式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對于安倍直接提出具體數字強迫上調的舉動，相關人士擔憂這將令審議會形同虛設。時薪的大幅提升還將加重中小企業的經營負擔，經營者們叫苦不迭。

不良先例

“懇請大家為實現上調3%盡最大努力”，安倍在13日的經濟財政咨詢會議上這樣著力強調。這也是安倍自去年起堅持要將全國時薪上調3%(即24日元)后，實際拍板決定的瞬間。

據了解，日本最低時薪增加3%是達成“一億日元總活躍計劃”中提出的“到2020年左右，GDP達到600萬億日元”的主要內容之一。

確定最低時薪的基本標準是安倍在日本參院選大獲全勝后的首個主要決策。政府相關人士分析稱：“這是首相為彰顯言出必行的領導力、鞏固政權基礎的表演。”

敲定最低工資上調標準原本應該走如下程序：首先由勞資雙方代表等根據經濟和就業情況進行約1個月的討論，然后向日本厚生勞動相匯報，再經由各地方審議會決定具體上調額度。

針對安倍發言表態等此次一系列動作，日本經營者方面強烈不滿，認為“討論前首相就直接宣布結論，審議會變得毫無意義”。

日本勞動者方面對于過度的“政治介入”也提出批評稱：“這是對反映現場實際狀況的程序的輕視。將來一旦政治發聲，薪金下調也就有了可能。這是個不良先例。”

無法轉嫁

日媒還稱，日本最低時薪的大幅提升令主要依靠非正式勞動者的中小企業經營者著實頭疼。東京都町田市經營洗衣店的一位老板嘆息說：“最低時薪去年剛剛大漲過。大企業也許能應付得過來，我們哪有這個余力。”

該店25名員工均為臨時工，人工費占據經營成本的三四成。在上調最低時薪的影響下，旺季時有些月份的人工費較去年將上漲數十萬日元。雖然按照比東京都最低時薪(907日元)稍高的910日元招聘，但很難招到人。

由于消費者趨于節儉，洗衣業持續依靠降價展開競爭。上調工資的部分無法轉嫁給價格，盈利縮水給經營造成重壓。上野說“如每年都以這種節奏上調的話，那就太困難了”，呼吁應顧及日本中小企業。

靠卡債過活

另一方面，日本地方上提高最低時薪的行動則有些遲緩。對于支撐家庭生計的非正式勞動者而言，生活并不輕松。

日本巖手縣陸前高田市的一名女性十年前離了婚，獨自撫養上初二的女兒和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她的住宅在東日本大地震中被海嘯沖毀，目前居住在臨時安置房內，還在生產漁業用品的公司里打零工。

雖然時薪為750日元，比695日元的巖手縣最低工資高一些，但加上育兒補貼等，月收入僅有約15萬日元。隨著孩子日益成長，伙食費和教育費增加，在需要大筆開支時，她不得不靠信用卡卡債過活。

巖手的最低時薪比東京少200多日元。該女性雖然會覺得“如果時薪和大都市相當，那該多么輕松呀”，但對經濟狀況看上去不佳的打工公司，也很擔心。她表示：“公司倒了的話，要找新工作很困難。希望完善環境，讓正在撫養孩子的女性能夠穩定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