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恒系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羅志恒表示，房地產完全恢復到過去高增速的時代恐怕有難度，主要是人口總量下行、購房人群占比下降。未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可能主要源自：城鎮化率上升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涌入、人均住房面積提高、更新改造拆建等。

文｜騰訊財經 祝玉婷

本期策劃為《經濟大家說》第035期

本期嘉賓｜羅志恒，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提到財政政策的研究，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的觀點常常能被人提及。他將中國當前財政形勢總結為“緊平衡下的負重前行”，并撰寫多篇相關報告，參加部委經濟形勢座談會，深度分析地方財政債務問題，提出有效解決思路。

據此，騰訊財經《經濟大家說》欄目邀請羅志恒圍繞房地產調整優化政策、貨幣政策未來走向、促消費政策、如何理解財政“緊平衡”與“負重前行”、未來財政發力空間等角度進行詳細分析。

羅志恒認為房地產幾乎是當前財政經濟和城投風險的癥結所在，不僅拖累了投資、消費和相關就業，同時房地產市場下行導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少、加劇房地產行業風險，因此近期出臺的一系列房地產調整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

進一步分析近期的政策，羅志恒坦言政策效果將會出現結構性分化，每個城市之間必定存在差異化。隨著人口總量的下行、購房人群占比的下降，房地產要想完全恢復到過去高增速的時代恐怕有難度。

在他看來，未來我國經濟在貨幣政策方面在降息的同時，一定要平衡好與銀行金融風險的關系。

至于財政的發力空間，他建議，部分有財力的發達城市可以發消費券，同時搞基礎設施建設拉動投資；企業層面應該繼續延續稅收優惠政策，但減稅降費更要注重效率效果，不能搞那種沖擊財力可持續性、但企業沒有獲得感的事情，要盡快穩定宏觀稅負，否則減稅降費等于負債增加；財政既要化解自身風險，比如地方債務風險，又要化解經濟社會風險，比如地方爛尾樓、地方中小銀行風險。

明年正是分稅制改革30周年的時間節點。對話中，羅志恒透露，他近期正與多位深度研究分稅制改革的經濟學家共同發起深度策劃探討。他針對多年來市場和社會上的誤解給予糾正：“分稅制引發了地方財政困難，引發了土地財政制”的觀點完全是無稽之談。

包括未來的土地財政走向，羅志恒也駁斥了市場常見的兩個誤解：一個是把國有資本收益率做大；一個是通過產業引導基金孵化高科技產業來帶動稅收。他認為這兩點都是“很美好的幻想”，貿然實施會導致“一地雞毛”。

以下為對話全文：

01

談房產政策：完全恢復到過去高增速的時代恐怕有難度

騰訊財經：近期，認房不認貸、首付比例下調、存量房貸利率下調...等等一系列房地產刺激政策密集出臺，您如何看待政策效果？未來還可以有什么樣的期待？

羅志恒：房地產幾乎是當前財政經濟和城投風險的癥結，拖累了投資、消費和相關就業，同時房地產市場下行導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少，防范化解風險的能力下降，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今年陸續出現了一些城投風險的新聞報道。所以房地產政策做出調整是非常有必要的。

從目前出臺的政策看，主要是側重恢復房地產市場尤其是需求端的活力，更好地實現房地產行業自身的循環。穩地產政策的方向發生調整，從此前供給端保交樓、房企紓困的“輸血”轉向提振市場需求、加快銷售回款的“造血”，需求端更好滿足居民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降低購房門檻和成本。

到底會如何？我預計政策效果會出現結構性分化，很難說每個城市的效果一樣，一定是差異化的。

其一，一二線城市銷售將好于三四線城市，這種趨勢可能在未來都將持續。認房不認貸、下調首付比例和房貸利率下限，主要影響一二線核心城市，三四線城市此前基本不受約束。相應地，這部分被抑制的購房需求，也將在一二線核心城市中釋放，甚至可能還會分流走周邊城市的部分需求。

其二，新房和大戶型二手房銷售將好于老破小，這主要是購房人群的年齡結構決定的，過去三年的疫情進一步加劇了居民對小區環境的偏好。從積壓需求的結構來看，改善性需求的數量要高于剛性需求。此外，改善性需求要通過“賣一買一”的方式才能享受首套房政策，這將增加剛需二手房的供給。改善性需求釋放會提振新房和大戶型二手房的銷售和價格，小戶型二手房則同時面臨剛性需求釋放和供給增加，成交量將明顯上升，但房價可能不會有太大波動。

其三，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貸款利率，對房地產市場影響不大，其主要作用是兩個：一是降低居民還貸壓力，增強消費能力，進而提振消費，但具體能有多少轉化為消費，是否能恢復到疫情前，可能還要打個問號，因為居民的風險偏好還沒完全恢復，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擔憂還在；二是削弱居民提前還貸動機，減少違規使用消費貸和經營貸的行為，提高商業銀行經營的穩定性和資產的安全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商業銀行息差縮窄，要提前防范化解中小銀行的金融風險。

騰訊財經：您認為房地產領域是否還有政策調整的空間？或者說還要解決哪些問題才能真正恢復房地產市場？

羅志恒：完全恢復到過去高增速的時代恐怕有難度，主要是人口總量下行、購房人群占比下降。

未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可能主要源自：城鎮化率上升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涌入、人均住房面積提高、更新改造拆建等。

從各地的情況看，可能還是要集中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需求端還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舉措；第二個，是供給端也要給力，否則老百姓對新房仍心存余悸，保交樓的工作要繼續做；第三個是要化解房地產的融資壓力和債務到期風險，避免大面積破產倒閉引發系統性結果。

第一個，我們將需求端雖然做了優化，但還是存在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一線城市的普通住宅認定標準過嚴，增加了不必要的購房門檻和成本，標準未能與時俱進。以北京為例，現行的普通住宅認定標準制定于2014年，五環內普宅總價的上限是468萬元。然而隨著近十年來房價上漲，許多原本是普宅的房子如今都被動變成了“豪宅”，在二手房交易時將增加購房者的首付金額或稅費成本。

目前三四線城市居民擔心房價下跌，觀望情緒拖累地產銷售。不同于一二線城市仍有政策儲備，三四線城市的穩地產政策基本上已經“應出盡出”，但房地產市場仍較低迷。在樓市低迷、房價存在下跌風險時，有購房需求的居民也會保持觀望，進一步加劇樓市低迷，形成負向循環。

第二個是供給端要進一步發力。部分爛尾樓盤難以“保交樓”，市場化資金不愿也不敢介入。部分樓盤或剩余貨值不高、或銷售前景不佳、或債務糾紛復雜，難以吸引市場化資金介入，地方政府也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救助。截至2023年二季度，央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中，房企紓困專項再貸款的使用量為0，保交樓貸款支持計劃的2000億元額度中僅使用了5億元。

我們看到有些地方新房限價制約了房企銷售回款能力，扭曲了樓市的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一線城市怕房價漲，于是新房價格限制低于二手房；低能級城市怕房價跌，新房價格又高于二手房。當前部分城市的新房限價政策，干擾了房企的正常銷售回款，加劇其資金鏈緊張狀況。在政府限價干預下，部分低能級城市的新房價格高于周邊二手房價，主管部門擔心房價指標下行，通過約談等方式避免降價，導致庫存去化艱難；部分高能級城市的新房價格又低于周邊二手房價，壓縮房企利潤空間，并誘發居民投機套利行為，有必要提高對房價的容忍度，發揮出市場調節能力。

第三個是房地產行業風險上升，加劇房企的外部融資難度。當前房企的融資難問題不在于政策約束，而是市場參與意愿不足。例如，“金融十六條”明確提出按照“后進先出”原則，問題項目剩余貨值的銷售回款要優先償還新增配套融資和專項借款；商業銀行若按要求提供此類配套融資，相關機構和人員“盡職免責”。但商業銀行作為市場化經營主體，面對房地產行業持續上升的風險收益比，缺乏參與的動力。

未來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解決短期問題的同時，要將房企防風險、城中村改造、構建人地掛鉤的制度、平衡市場軌和保障軌、改善宜居性等放到更重要位置，推動房地產新發展模式。

房子最終是為人服務的，人流向了哪里，哪里就要增加土地和住房供應；人的需求是往高質量走的，人均面積、住宅宜居性也要加強。

騰訊財經：您認為下半年居民購房意愿會提升嗎？房價是否會上漲？不同的城市之間是否存在差異性？

羅志恒：房價是供給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就不去評判它了。至于居民的信心會不會恢復，會不會貸款買房？我覺得區域分化會是特別明顯的特征。未來的房地產市場，一定是區域分化和結構重新調整的格局。對于一線城市，一旦做出調整限制需求端的舉措，房地產的銷售情況將會有明顯提振；對于十七八線的小城市，恢復的情況相對會比較弱。

騰訊財經：您認為近期會有降準的可能性嗎？具體什么時候？

羅志恒：從經濟基本面的需要來說有降準的必要，但是什么時候，我們不去做如此具體的判斷。

我覺得可以，有這個必要，也釋放了一種積極的信號。

02

談貨幣政策：仍有進一步降息空間 出口可能是增長拖累

騰訊財經：近期，隨著多個利好政策的連續性發布，多位業內人士認為8月份CPI數據同比漲幅將由負轉正，您如何看待當前經濟運行情況？對于“信心”的建立，下半年要怎么做才能有效提振？

羅志恒：今年是疫情恢復的第一年，是需求集中釋放和“疤痕效應”同時并存的，這就出現了經濟的結構性恢復。總體看，中國經濟在持續恢復的過程中，但這種恢復確實不是一帆風順的。

其一，說是結構性恢復，就意味著有的行業恢復得較快，有的群體收入恢復較快，失業率下降也較快，比如說餐飲、住宿、旅游、交通運輸等；但如房地產上下游鏈條相關、出口鏈條相關的行業和群體受到一些影響，恢復較慢。

因此，當前我們在看中國經濟的時候，要把宏觀和微觀結合。因為只看宏觀，就看不到這些企業和部分群體的困境；只看微觀，又片面地只感受到火熱的部門，就會過度樂觀。

其二，我對下半年基本面的判斷，取決于三股力量的綜合結果：第一是房地產恢復的情況，第二是出口或外需下行的程度，第三是政策發力來對沖的力度有多大。

首先，我認為房地產恢復仍會是緩慢的一個過程，三季度還是政策的醞釀、出臺、消化再傳遞到消費者的過程，四季度在銷售和投資方面可能會有所企穩、降幅會有所縮窄；

出口方面，我認為這塊可能會是拖累的力量，因為全球經濟在往下走，包括韓國、越南等地的出口現在已經是兩位數的負增長，相對而言中國的出口在全球是相對好的，但往后看可能還會是我們拖累的力量，要及時做好穩外貿的工作。

政策發力的對沖力度有多大？比如貨幣政策方面接下來進一步降息的空間，財政政策方面像專項債的發行進度、動用專項債結存限額空間，從而推動基建企穩回升，保持較高增速。

03

談促消費：有財力的城市可以發現金 全國范圍發有難度

騰訊財經：上半年多位經濟學家提出應該給居民發錢，才能切實促消費，您認為該不該發？錢從哪兒來？怎么發？

羅志恒：從社會心理層面看，在我們長期的認知里，直接通過“發錢”的方式促消費，它沒有對應到一個資產，因此可能會有點難以讓所有人都接受。

回到經濟學本身，發錢給老百姓消費，老百姓買了某個產品，生產產品的企業收入增加了，這個企業雇傭的勞動力也增加了，這么看是能夠形成良性循環的。

問題是，它的成本是什么呢？也就是“錢從哪里來”的現實問題。

我的判斷是有財力的城市是可以發的，但在全國范圍內去發可能還是有一定難度。因為有的區域財政壓力較大，收支矛盾比較突出，不具備這個能力去發這個錢。

第二，發給誰？是普發還是發給最有需要的人？比如發1000元或2000元，這對富人群體而言不會帶來任何影響，但對窮人來說就很需要。這引發另一個問題，怎樣的群體算“窮人”？用什么機制篩選出需要發錢的群體？

第三，稅收結構。我們現在是生產型的稅制，如果中西部地區發了消費券、發了現金給老百姓。老百姓買了產品，由于中西部地區生產能力不足，產品往往是從東部地區凈購買的，這就導致稅又交給了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就不會有積極性。

因此，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要知道，發錢、發消費券只能產生一定的短期作用，而根本上要通過國民收入制度的改革，通過高質量產品的供應，通過財政支出結構的完善，來提高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公共服務的支出，從而提高居民消費的意愿。

第二，建立起一套機制，把中低收入人群給篩選出來，建立直接補貼機制。

04

談財政形勢：收支矛盾比較突出 存在四方面負重

騰訊財經：近期，您有觀點總結，當前地方財政形勢是“緊平衡下的負重前行”，從數據或政策上，我們如何理解“緊平衡”？當前需要解決哪些“負重”問題？

羅志恒：“緊平衡”的意思就是收支矛盾比較突出，一方面這些年持續大規模減稅降費，財政收入增速是比較低的。

今年財政收入、一般公共性收入恢復性增長，上半年為13.3%，1-7月份也有兩位數的增長。但如果拿近兩年的半年平均增速來看，這個數字僅0.9%，對比2021年的上半年和2021年的1-7月份增速是比較低的。

再看土地出讓收入，由于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在去年負20%增長的情況下，今年還是接近負20%的增長。部分城市可用財力的擴張程度是放緩的，甚至是收縮的，這也是為什么今年大家對城投平臺的債務問題很關心。

二是負重，負哪些重？

第一，“三?！?，“三保”必須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這是一個基本的底線。

第二，我們有“科技強國”的任務，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擴大總需求，供給端提高質量和水平，實現科技的自立自強，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循環，這也是財政需要去投入的科技支出。而科技的支出前期是只有投入的，同時還有所得稅的優惠，要等到很后期才能有真正的產出，這是戰略性的投入。

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精準脫貧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要接續鄉村振興，這也需要政府有大量的投入。

第四，基本公共服務，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的投入也在持續增加。

05

談財政發力空間：三方面化解風險 統籌資源償還債務

騰訊財經：當前促消費、穩增長，財政政策如何精準發力？各地財政“緊平衡”的狀態，財政還有發力的空間和能力嗎？

羅志恒：具體的發力空間，我認為有三個方面：

第一，宏觀上擴大總需求，包括部分發達城市發放消費券，搞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拉動投資、促進投資的恢復。

第二，從微觀上提振市場主體的信心，比如減稅降費，有針對性地對個體工商戶、制造業企業，還有一部分高科技企業，繼續延續稅收的優惠政策。

第三，精準發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又有兩個維度：一個是財政本身運行的風險，一個是財政去化解經濟社會運行的風險。

財政化解本身的風險，在積極統籌資源去償還一部分的債務，積極與商業化金融機構進行談判，市場化和法治化展期，拉長周期，壓降成本，讓當前的日子過下去，讓債務風險不要直接地影響到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各種增收、節支的方式，發行一些再融資的債券，盤活存量限額債的空間，來化解債務的問題。

財政還能化解經濟社會的風險，一些地方出現爛尾樓，地方政府成立房地產紓困基金；一些地方銀行暴露了風險，財政先墊付一部分資金去避免變成社會的風險，地方財政還可以通過專項債來補充銀行資本金。

06

談化債方案：短期一定是以時間換空間，避免新風險

騰訊財經：當前地方債務風險、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交織，需要注意處置的力度和節奏。中央提出制定實施一攬子化解地方債風險方案，您對此有何建議？

羅志恒：一定要有“系統”的觀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維已經過去了，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政策能解決所有問題。

我們現在處置地方債務風險，要防范處置風險所引發的再度風險，避免處置操之過急所引發的債務現金流斷裂，引發金融風險傳遞到社會上，這是堅決需要去防范的，要系統思維。

我們要注意幾對關系的處理：

一、 增量和存量的關系，首先要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二、 處理好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的關系，通過甄別讓隱性債務顯性化，讓風險充分暴露，再化解。

三、 要處理系統性風險和道德風險的關系。如果不救就可能出現系統性風險；如果救，地方政府可能會躺平，會出現道德風險。

怎么處理呢？我想中央總體上要堅持“不救助”，“誰家的孩子誰抱走”的原則。要壓實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級政府去防范化解債務風險的總責任，這非常重要。由省級政府來激勵市和縣來解決債務問題，由省級政務來督促市、縣去盤活財政資金償還債務。

但是我們也要做好救助的前提和預案，什么極端情況下是需要去救的？

一、 當地方政府已經窮盡所有能力都不足以化解債務風險的時候；

二、 救助與問責一定是同步進行的；

三、 系統性風險和道德風險的關系要處理好；

四、 處理好分子和分母的關系，分子是債務，分母是GDP，就是負債率指標。如果同樣的債務能拉動更大的經濟增長，其實債務規模擴大的同時，風險是下降的。

再看具體方案，短期一定是以時間換空間，中長期再通過建制度讓市場化出清、破產重整、建立機制...當務之急要避免新的風險，所以短期內最核心的就是保證它再融資的能力，壓降成本，拉長周期。

第一步要做審計，甄別出債務的性質。比如有的城投平臺已經轉型為普通的經營性國有企業，它進入到非金融、機械設備、智能制造等行業，這些企業已經不是城投了，它的債務是經營型債務。

還有一些是因為地方政府有公共服務的職能和職責，但財力又不足以支撐，所以通過城投平臺融資，這部分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政府債務。

還有極個別地方政府存在一些不合理、扭曲的政績觀，搞了很多無效投資，我們需要問責。

第二步是要化債，這里分為財政化債、金融化債。

財政化債方面有六種可能的方式：通過財政資金去償還，通過壓降支出騰出財力償還，通過轉讓股權償還，以及通過重組、減計來償還等等；

金融化債方式包括：政府協調讓城投平臺與商業銀行談判，展期、降低利率等；

可以通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或其他有能力的商業金融機構購買一部分地方行的城投債，解決提前拆貸問題，避免財政風險轉移到金融風險；

政策性金融機構可以發放中長期的貸款，進行置換解決相應問題。

第三步，要做好極端情況下的預案和救助的前提，救助和問責并行。“財政”，“財”只是表象，“政”是根本。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地方政府債務，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源于地方政府承載了太多的職責和支出責任。

背后又源于兩個因素：一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二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沒有理順。前者意味著政府承擔了太多的職責，一旦有風險情況，民眾就呼喚政府來解決；后者則應該要把有一些事權的支出責任上移到中央政府，降低地方政府負擔，省與市縣之間一些事權和支出責任要上移到省級政府，降低市縣的支出責任和財政負擔。

07

談償債痛苦：正常的經營活動 并不必然引發經濟衰退

騰訊財經：今年，地方債務出現了到期高峰，地方政府要騰出大量精力和財力用于償債和利息。有觀點認為“償債過程很痛苦，還有可能陷入經濟衰退?！比绾慰创@種觀點？

羅志恒：首先償債必定對應著當年的借債，借債時“你好我好大家好”，償債時出現痛苦，是因為金融是不同資金的融通，包括時間和空間的融通。

之所以感受到痛苦，有可能是借債和償債的經濟周期不一樣，可能借債的時候經濟周期往上，償債的時候經濟周期往下，就會感到痛苦。

至于償債是不是可能引發經濟衰退？我認為并不必然。

從經濟周期、行業發展周期看，如果企業自身經營又很好，風險控制能力又很強，杠桿總體可控，那么“償債”不過就是一個很正常的經營活動，到期了償還，后面經營過程中再借。

所以，是否引發經濟衰退，還是取決于大的經濟周期、行業發展階段、企業自身經營狀況。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會有什么經濟衰退的問題。對比以前的日本，當時日本是資產端，股票和房地產大幅暴跌，跌幅達到了80%。中國現在在還債，并不是資產暴跌導致債務剛性約束我還債，而是存量房貸利率可能相對較高，沒有更好的投資機會，所以就去還債了，跟日本當年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是有本質不同的。

08

談資產負債表影響機制：一個部門出現問題，會影響到其他部門

騰訊財經：您提到日本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今年以來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非常熱烈，包括地方債的償還，或者地方債未能償還導致違約，對資產負債表的影響機制是怎么樣的？

羅志恒：首先要知道幾個關聯性很強的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部門、企業部門、居民部門。

這幾個部門之間看似沒有聯系，實際上千絲萬縷、互相連接，比如房地產，連接著房企，居民按揭貸款、開發貸連接著金融部門、居民、政府...所以，這幾個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之間也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個部門出現問題，會影響到其他部門。

比如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受到損傷，購房能力就不足，影響房地產企業的銷售情況，它的資產負債表受損害，就沒有錢拿地，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也會有影響。同時，房企經營狀況出現問題，可能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當然，我認為地方政府還債對其他部門的影響，相對而言還是比較間接的，假設前提條件是地方政府還不上債，首先影響的肯定是金融部門，它發行的金融產品就可能會影響到居民，所以這幾者之間是有一個傳導機制。當然，目前地方政府不存在還不上債的情況。

09

談分稅制改革：“分稅制引發地方財政困難”完全是無稽之談

騰訊財經：明年將迎來分稅制30周年，分稅制與土地財政緊密相聯，又間接地和房地產高度相關。在分稅制改革方向上，您有哪些觀點？

羅志恒：我想談兩方面的看法：

第一，社會上對分稅制有一些誤讀，分稅制導致的土地財政、地方政府債務的困難，這是很荒謬的提法，非常不專業；

第二，分稅制未來改革要走向何方。

首先，市場上都在談分稅制改革導致的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分稅制改革確實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大幅上升。1994年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的比重是55%，上一年是22%，中央財政的能力大幅上升，使得這些年一直是中央的收入占比基本在50%，中央的支出大概在15%；相對而言地方政府的收入是50%，支出在85%左右，所以大家會覺得，存在一些缺口，但我想說這是一個非常表面和膚淺的看法。

1994年-2000年，是分稅制改革+稅收返還；2002年后是分稅制改革+轉移支付制度。這么看，地方政府一部分是本地收入，一部分是中央政府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這兩個加起來，地方政府的可用財力是完全能夠彌補支出的，也就是說所謂的分稅制引發了地方財政困難，引發了土地財政制，完全是無稽之談。

土地財政的產生，公有和國有的土地是我們的基礎前提條件，房改貨幣化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沒有這樣的改革，我們的土地財政也不會出現。

第三，最根本的因素是地方政府的職責和支出責任不斷擴張，這背后又是什么？是我們的考核，過去是單一的GDP考核，現在是多元目標考核，這才是我們問題的根本和癥結。

總結一下，分稅制并沒有導致土地財政問題，也并沒有導致地方政府財政的困難，因為大部分時候加上轉移支付，是可以彌補支出的，土地財政產生是源于我們公有制土地，源于房改，源于地方政府的職責擴大。這背后取決于政績、考核機制，這才是真問題。

分稅制改革下一步走向何方？第一個是中央和地方的層面，第二個是省與市縣的層面，叫做省以下的財政體制改革，第三個是收入改革，第四個是事權和支出責任之間的改革。

具體而言，中央和地方之間事權和支出責任上移，省以下事權和支出責任上移。

隨著近年的經濟發展，人均GDP突破了1.2萬美元的發展階段，公眾對公共服務的期待從過去逐步的低水平轉到高水平，再轉到共同富裕，我們需要的是區域協調發展，這需要更高層級的政府才能解決。

另外，現在每個省的財政體制都不一樣，我們要在各個省實現什么？統一規范加上因地制宜，現在是因地制宜有余，統一規范不足。什么樣的稅種歸到市縣，什么樣的稅種歸到省本級，省與市縣稅收的分成比例是什么樣的？這個恐怕要做出大的調整。

10

談土地財政走向：冒然通過產業引導基金孵化高科技產業來帶動稅收，會導致“一地雞毛”

騰訊財經：未來土地財政的走向如何？

羅志恒：土地財政取決于房地產市場，隨著人口的拐點到來，總量已經開始減少，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結構性問題凸顯，也就是區域分化問題，一線城市不足，十七八線城市過剩；還有高品質不足，低品質過剩，這意味著土地出讓增速大概率就下行了。

所以，土地出讓要盡快進行相應的轉型，穩定宏觀支付，探索新的稅種收入。

第二，要提高支出的效率，通過績效管理解決花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從而讓財政運行得更加順暢。

講土地財政，怎么講到支出了？因為這需要系統地看待問題：一方面是通過分稅的方式，收入怎么彌補；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支出是否有效率，如果支出效率能有所提高，有些不必要的支出就砍掉了。

所以，第一穩定宏觀稅賦，以后不能再推動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了，要推動減稅降費從數量規模型轉向效率效果型，狹義宏觀稅賦和廣義宏觀稅賦都已經是處于近年來的低點了。

一個大國如果沒有一定的宏觀稅務水平，就難以應對方方面面的風險和挑戰。有的專家認為減稅降費是好的，但我認為減稅降費、擴大支出、控制赤字和債務這三者不能同時成立。

如果支出不削減，減稅降費就等于赤字和債務增加，等于就是子孫后代未來的稅收。

當然，宏觀稅務水平也不是越低越好，高了可能使得市場的力量窒息，低了會使政府辦不成事，要辦事就必然得舉債。

第二，要探索數據財政。我認為要探討三個層次：一個是數字經濟時代下的普通正常的所得稅、增值稅；一個是數字資產稅；一個是政府掌握的大量數據，哪些涉及國家機密必須徹底保密，哪些公眾有知情權、可無條件公開，還有哪些可以通過加工整理部分投入市場，并形成政府的一部分收入。

另外，很多專家提到“股權財政”的概念，市場上有兩種理解：

一種是把國有資本的收益率做大。300萬億的國有資產提一個百分點就能有三萬億的收入，能夠彌補土地出讓收入的下行。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美好的幻想，國有資產收益率要提高一個百分點的難度極大；

第二種理解是，政府的引導基金孵化出高科技產業，退出后產業能貢獻稅收，而且這中間有很大的差價。我想說這依然是一個很美好的想法，但事實是區域差異太大，每個城市的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產業基礎，每個城市的治理能力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意味著合肥、深圳、蘇州、廣州可以干的事情，中西部地區別的城市未必可以。

如果我們冒然通過產業引導基金孵化高科技產業來帶動稅收，我認為這恐怕會導致“一地雞毛”的現象出現，導致財政資金的浪費。

因此，我呼吁專家們考慮問題一定要講專業，不是自己專長的領域不要去碰，不要跨界亂講，提出各種政策建議的時候一定要有系統集成的觀點，而不是只看到了減稅降費、支出不削減就等同于赤字和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