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制造業供給質量的界定是理論分析的起點與前提，首先基于政治經濟學，界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然后明確制造業供給質量的屬性與維度。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內涵解析

分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要有明確的理論框架做支撐，與西方國家供給側管理偏重流通領域不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著力于生產領域，且除了總量平衡，更強調結構調整與質量提升。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也并非僅在于提高生產力，更重要的是通過生產關系與利益關系的調整，破除影響經濟創新升級的體制機制性障礙，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實現創新驅動下的結構優化與質量提升，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1）本質：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調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市場主體的關系、地方政府與市場主體的關系、市場主體中生產者、消費者、勞動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是通過利益關系調整，實現結構優化、動力培育與產業升級。

基于各行為主體的利益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關系變化。地區發展不平衡與要素市場發育滯后等問題，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市場主體間的利益關系密切相關。

由于政府與市場尚未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政市邊界尚未完全明晰，存在微觀利益與宏觀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等矛盾與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通過利益關系的調整，實現利益高水平均衡。利益的自然屬性是需要，利益關系是人們由于相互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因需要而產生的，“人則經常需要別人的幫助，如果他單單指望別人發善心給以幫助，那是徒勞的，如果他能求助于他們的個人利益，并使他們相信，他希望他們為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這樣就可靠得多了”。可見，利益是需要的表現，人的需要發生變化，那么利益關系自然也將發生相應變化。

我國當下的現實情況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消費拉開檔次”，隨著消費升級，人們的需求呈現多樣化高級化等特征，而供給卻無法滿足人們不斷升級的需要，導致政府與市場各主體利益關系失衡。

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在要素市場化進程中，通過調整政府與企業的利益關系，優化供給以滿足需要。利益的社會屬性是制度，通過制度的作用，需求將轉化為利益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要素市場的制度性變革，必然引起政府與企業的利益關系變化，改革是在打破既有利益關系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利益關系，因此“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這一個革命性的變革必將導致既得利益者奮起反抗，引發利益關系失衡局面。

現階段由于利益關系失衡導致結構性矛盾突出，因此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化解要素錯配引發的結構性矛盾。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又將涉及不同主體既得利益與預期利益的重新組合，必然使利益格局發生新的變化，甚至引發惡性利益沖突。

一方面，改革過程將使既得利益者遭受嚴重損失，如部分過剩企業由于不能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的要求，而不得不面臨破產或倒閉等；另一方面，由于創新的預期利益短期內無法實現，也將導致部分企業在新動力培育過程中難以支撐到最后，將使企業生產面臨巨大困難。

因此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就在于，通過創新制度供給調整利益關系，推動政府與企業在要素配置上的深度合作，激發市場配置要素的潛力與活力。利益關系總是遵循著由相對均衡到相對失衡，再到相對均衡的客觀過程。

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由于生產力水平及收入水平有限，利益關系呈低水平均衡狀態。但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居民收入與消費需求不斷提升，而企業生產無法滿足升級的消費需求，因此利益格局發生改變，引發各利益主體行為博弈，導致生產端的勞動、資本、創新等供給側要素結構扭曲。

（2）著力點：生產端與供給端的發展方式轉型

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生產必然是核心環節，要從生產源頭優化供給結構，只有生產的產品質量過關，才能順利達成消費環節這一“驚險的跳躍”，實現供需均衡。同時消費對生產也有反作用，必須以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消費需求為前提，促進生產結構適應消費需求。因此可以從馬克思生產與消費理論中探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

生產決定消費即供給決定需求，馬克思的生產首要性理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馬克思認為生產決定消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是由于生產為消費提供材料，（2）是由于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3）是由于生產通過它起初當作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同樣的，供求關系中供給也決定著需求。我國現階段經濟下行以及結構性問題嚴重，僅靠需求側刺激顯然已經不起作用，正如近年來國家通過降息降準想刺激消費，但效果不明顯。

在國家經濟發展初期，生產力水平較低，而需求旺盛，且資源及勞動力豐富，企業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更傾向于依靠數量規模投入的傳統動能生產。維持傳統動能生產的突出特征是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因而具有很強的吸納就業和增收能力。

但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當下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一定階段，企業維持傳統動能生產階段造成了諸多結構性困境亟待解決，導致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生產力發展也因此受到阻礙。因此企業新舊動能轉換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培育新動能的突出特征是強大的資源節約能力，“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生產費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這種節約就等于發展生產力”。在資源有限和勞動力供給限制的條件下，新舊動能轉換伴隨著生產力階段的轉化，是從資源依賴的規模生產階段向創新引領的效率生產階段的轉變，也是發展階段從初級向更高級階梯邁進的必然邏輯，通過新舊動能轉換，又能反作用推動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大量未開發的資源，以及沉淀在農業中的富余勞動力，是產業得以發展的基礎，因此借由投資和既有生產技術將資源和勞動結合，工業生產得以開展起來。對傳統的農業國家而言，富裕的優質的勞動力資源是工業化的強大支撐基礎，工農業收入差距則成為勞動力轉移的動力源。

在此生產力水平下，開發資源和增加勞動者收入，創造并積累發展資金，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目標，因而不斷擴大投資規模，是最為直接有效的推動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從消費角度來看，在生產力發展初期，市場購買力由于勞動力投入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持續增長，從而對產品的需求量也會相應增長，表現為工業勞動力數量增長帶動市場規模持續性擴張的過程。

（3）目標：實現創新驅動下的質量提升與結構升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了解決經濟運行中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可概括為實體經濟的“三大失衡”：一是實體經濟供需失衡，二是實體經濟與金融業失衡；三是實體經濟與房地產業失衡。馬克思的經濟發展理論不僅廣泛涉及發展質量，更深入質量問題的本質，堅持“人本觀”。

“我們需要的經濟發展究其本質而言，不是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變化，而應當且必然是‘人的全面發展’”。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無效供給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升級的美好生活需要，雖然“我國供給體系產能十分強大，但大多數只能滿足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實體經濟供給質量亟待提升。

對供給側結構改革命題而言，在邏輯結構上呈現遞進關系，正是由于生產端的供給質量低下，導致供需結構不匹配，無法實現市場出清，達成需求均衡，因而必然要求對供給結構實施改革。政治經濟學中商品價值鏈轉移過程，更好地貼合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遞進邏輯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