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魚哥

編輯|比奇堡

根據2020年國家監察委聯合發布出臺《意見（試行）》的通知中有關移送起訴方面的規定：

監察機關一般應當在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犯罪案件進入正式審理階段、擬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15日前，以監察部門的名義書面商請檢察人員進行監察案件的提前介入。

檢察部門提前介入這一方式本來是一件可以有利于兩法有效銜接，也是有利于彌補兩個部門之間在移送起訴方面不足，更是有利于提升兩個機關之間辦案效率的重要舉措。

但是還是存在著不少的問題的，在上述的規定里檢察部門提前介入監察案件后，檢察人員審核監察機關移送的案件材料并且提出自己本身的書面意見的時間也就只有10日的規定時間。

而且在當今的司法實踐中，存在問題最普遍的就是檢察部門提前介入的時間短，例如，在某些地方檢察部門集體反映實際的審查移送案件材料的實踐過于欠缺。

有些監察案件甚至可以在移送起訴前3天（含周末）才會邀請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這樣的情形，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國存在現象，黨中央認為腐敗是危及黨和國家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

而反腐敗才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所以現在國家加大力度嚴厲打擊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等職務違法犯罪行為，絕不手軟。

由于我國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是常年累月的現象，大的案件年頭很長，就會導致案件涉及到的犯罪證據很多，而且不好進行取證。

小的案件數量也會激增，涉及到的犯罪事實和犯罪證據更加地數不勝數，但是檢察機關的公務人員數量是有限的，不可能都去進行處理監察公職人員違法犯罪案件。

而且檢察部門要在法律規定的10日之內完成數量極其多案件材料的審查工作，已經是實屬不易。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監察機關調查的被調查人留置的案件中，留置措施是最具有嚴厲性的人身強制措施，其羈押被調查人的時間是具有一定的限制的。

因此監察機關就會以我們要盡可能地保護被調查人的人身權益為由早早地解除留置措施，進而就會催生出催促檢察人員盡可能快地查閱并且審核案件材料的現象。

在這種大背景形勢下檢察機關的檢查核查結果一定是草率的、很不理想的。

哪怕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將就著按時按點地完成了提前介入監察貪污賄賂案件的制度任務并且也已經對監察部門適用法律或事實認定書面指出適用的錯誤之處。

監察機關也一樣沒有給自己預留出相應充分的反應期間進行再次的證據調查，完善檢察機關提出的補充意見。

甚至有地區在監察機關進行立案程序的時候就商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突破提前介入的權利范疇和時間規定。

這種情形不符合我國的法定程序，更是完全打破了法律所規定的界限，我們應當制止并且加以規范。

人民檢察院根據《意見（試行）》的通知里的相關規定，可以就監察調查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出現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都可以進行指正。

但是必須要是書面形式的，然后檢察部門按照相應的程序向監察機關反饋其提前介入的意見，但是縱然是出具書面的反饋意見也是非常隨便的，沒有上下統一一致的格式。

而且意見里也只是規定了監察機關應當對于檢察部門的補正意見及時進行審核處理，但是意見里也說了監察機關認為需要補正的才需要進行補正。

這種“認為需要”的字樣一般都帶有特別強烈的主觀色彩，預示著監察機關不是非得采納檢察機關意見，這種情況就表明了檢察部門提前介入的反饋意見不是很重要的一環。

監察機關的主觀認為才是核心所在，即檢察機關反饋的意見效力不甚明確，監察機關都可以不予采納，這與國家設立檢察部門提前介入的這一制度理念不甚符合。

也就是說，在整個的司法實踐中，還是存在著許許多多大大小小規定管理不到位的地方。

也存在著監察機關不接受檢察機關反饋意見或者有區別地接受監察機關的反饋意見，更有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所提出的問題價值不大、品質不高的問題存在。

現實中還是存在著少部分的地方各級的監察部門實際上并未轉移公職人員的書面事實材料提供給檢察人員審核和查閱。

而是由監察機關調查人員口頭或者電話短信等方式讓檢察人員了解案件的調查情況，然后檢察人員就此方式下的案件材料簡單做出了表態。

口頭了解案件情形雖然不違背法律的規定，但是因為是非書面審核，也顯得辦案人員沒有很重視案件的辦理，更加使檢察人員不能完全清楚的了解案件的詳細情形容易代入主觀想象。

導致提前介入的意見不夠準確、明了，也造成兩部門的工作銜接不融洽，辦案效率不高。

由此可知，我們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制度規范是流于形式，我們檢察機關和監察機關是不負責任。

這樣的工作方式就會使國家制定的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規定是“虛有其表”，只是一個空殼子，對監察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犯罪案件的意見反饋質量低。

而且不具有對個別監察案件的針對性，沒有真正地體現出國家制定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制度規范的初衷。

也沒有真正地發揮出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制度規范的優勢與長處，更不能提升監察調查案件的辦理效率，所以我們要努力地改變這一現狀。

在監察調查公職人員職務犯罪階段，監察部門提出從寬處罰建議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體現，具有鞏固反腐敗工作成果和實現法法銜接的重大價值。

監察從寬處罰建議屬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特色部分，從寬處罰是認罪認罰制度的落腳點。

這樣就會使被調查人、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為了追求可以從寬處罰的量刑幅度，少受刑罰處罰。

被調查人就會早點承認自己所做的犯罪行為和可以提供同案犯的未被監察部門所掌握的貪污賄賂犯罪行為。

必須要提供真實的犯罪事實，才能爭取進行寬大處理，也要認可監察機關、司法機關根據自己所犯的罪行所定下的量刑幅度，即認罪認罰。

如此，就會大大地提高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的工作效率，也更加地有利于被告人的權益，例如可以減少刑期，早點回歸社會，過回正常有序安定的生活。

其實并不存在被監察調查的公職人員只要在未移送檢察機關前作出承認犯罪，接受刑罰的行為之后，監察機關就一定會向檢察機關建議對被調查人適用從寬處罰的制度。

這就暴露出監察程序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條件在實踐中啟動標準嚴苛的問題，即使被調查的公職人員審訊表現良好、承認自己所犯的罪行以及認領屬于自己的刑罰。

但是有個別的情形卻與監察機關適用從寬處罰的要求不相符合，監察機關也是一概不會進行從寬處罰的。

這樣就會導致監察調查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的標準太過于死板，不知變通，不利于監察部門開展調查工作。

但是當監察調查完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即進入到刑事訴訟活動中，適用刑事訴訟相關法律規定時，被調查人的認罪認罰行為卻又符合《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認罪認罰條件時。

即《監察法》第31條采取主動認罪認罰的嚴格立法模式。

《刑事訴訟法》采取自愿認罪認罰的寬松立法模式，就會導致出現兩種法律在同一種認罪認罰的情形下適用的法律結果不相同。

而且在司法實踐中認罪認罰的協商體制流轉無力，經常會出現監察部門不認同檢察部門適用認罪認罰條件，然后導致其撤回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現象。

這樣就極容易導致被調查人的自身合法權益受到國家公權力機關的侵害，也會使得監察法與刑事訴訟法之間的有效銜接出現很大問題和漏洞。

更甚可能會使國家法律法規失信于被調查人，失信于人民，這種情形是我們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監察法律法規的“粗線條式”和“權力上收式”的立法模式缺少體系化、精細化，導致監察部門基礎概念認不清、漠視被調查人權益等問題。

既阻礙監察調查中認罪認罰制度適用，又無法滿足“兩法”銜接的客觀需要，因而有必要對上述問題進行反省與深思。

對退回補充調查啟動模糊、認識不足

依據規定，檢察部門將監察調查案件退回補充調查的適用條件是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從這一適用標準能知道檢察部門在什么條件下可以啟動退回補充調查的程序，退回補充調查程序實際上是正常程序的回轉。

即正常的程序應當是先監察調查，調查終結后，監察部門移送案件至檢察部門審查起訴，檢察部門審查無誤后向司法機關提起公訴。

正常程序的回轉則是監察部門移送案件至檢察部門審查起訴，檢察部門審查后認為案件存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需將案件退回監察部門繼續補充調查。

正常程序都要嚴格遵守法律規定，正常程序的回轉應當更加嚴謹、更加清楚。

然則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這一規定過于籠統、過于模糊。

在司法實踐中，檢察部門可能難以把控這個度，這個度過于松散就可能會造成檢察部門開啟案件退回補充調查的權力過大，沒有限制，更加隨心所欲地適用退回補充調查程序。

啟動概念的模糊，從檢察部門的角度來看有可能為檢察部門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監察部門補充調查為由故意拖長檢察審查起訴的時限。

這樣就會被鉆法律的空子，導致審理期限的延長，對被調查人的合法權益也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從監察部門的角度來看，法律所規定的退回補充調查程序也極有可能會監察機關所利用，其存在有意操縱退回補充調查程序進行先前未完成的相應工作。

例如監察部門有可能因為案件復雜或者證據繁多，導致辦理案件的時限超期，監察部門有可能會利用退回補充調查規定。

移送案卷材料的時候有意未附上已經調查清楚的被調查人犯罪相應材料，造成檢察部門誤以為有退回補充調查的情況，這樣就可以達到延長監察調查時限的企圖。

明確規定退回補充調查的適用條件，既可以防止檢察部門濫用啟動退回補充調查程序，又可以避免程序回轉給被調查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

在司法實務中，要避免退回補充調查程序被亂用。

根據調查，自從監察法成立，退回補充調查規定設立之初，監察部門特別重視檢察機關作出的退回補充調查決定。

積極進行證據等案件材料的補正并且能在規定時限里及時有效地提供，這其實是對待退回程序的正確做法，有利于辦案效率的提升，也方便于維護被調查人的合法人身權益。

而且提前介入制度也出現在監察部門與檢察部門工作人員的面前，但是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對退回補充調查程序有意見。

一方面的原因是監察部門辦理案件的工作人員會存在疑問，檢察部門的工作人員在其提前介入監察案件期間沒有指出不足或者提出補充建議。

而要在移送審查起訴階段啟動退回檢察部門補充調查證據的程序來解決證據漏洞問題。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監察部門辦理案件的工作人員對監察案件調查證據有顧慮，在辦理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起重要作用的證據常常是被調查人的言詞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