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文化思想“活的靈魂”是“第二個結合”，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魂脈與中華文明根脈的深度“化合”，使前者從理論形態擴展為文明形態，在保持科學性、革命性的同時更增強了親和力和說服力。將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解，置于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的宏闊視野中，使“中國特色”超越了社會主義模式的國別范疇，從側重“特殊性”的實踐探索，升華為兼具特殊性與普遍性的“中國方案”。

　　中華文明復興將重塑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以來“東方從屬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將扭轉西方與非西方文明的失衡格局，將改變“一部分人對抗另一部分人”的對抗格局，將開啟“所有人造福所有人”的合作格局。人類文明新形態更是文明共存的新關系，面對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族群及多種宗教，不同文明之間應敵視對立還是相互尊重？我們秉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推動古老文明現代轉型，反對以叢林法則制定文明格局。

　　習近平文化思想闡發了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突出特性，我們可從五大特性視角審視伊儒會通的歷史經驗與內在邏輯。

　　從突出的連續性看，中華歷史上不同族群建立的大一統王朝都自覺以中華政治文化認同為第一標準，超越族群、血緣與地域，以共同文脈接續歷史傳承。從唐宋時期的初步交流到明清之際的“以儒詮經”，一批儒伊學者們提出“道本同原，初無二理”，在保留自身特質基礎上接續中華文化，推進伊儒會通沿著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軌跡前行。

　　從突出的創新性看，中華文明強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注重守正創新。明清之際那批既精研伊斯蘭哲學、又深通中華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通過經典譯釋融通兩種文明。王岱輿以儒家“五常”為框架闡釋伊斯蘭文明的道德規范，實現了話語體系創新；劉智以儒家“五倫”為框架闡釋伊斯蘭教的“五典”，實現了我國宗教倫理中國化的創新。這類創新彰顯了中華文明創新性始終為不同文明交融提供內生動力。

　　從突出的包容性看，中華文明從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以中華文化認同把差異極大的廣土眾民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唐宋時期就尊重穆斯林的信仰與習俗，允許其建清真寺，鼓勵其通曉儒家精義參加科舉考試，形成美美與共的包容氛圍；明清時期的儒伊學者則指出，各國行事“節末雖有殊分，綱常原同一致”，既承認不同國家文明的差異性，也尋求綱常倫理的共同性，體現對文明多樣性的包容。

　　從突出的和平性看，中華文明從無殖民基因，從不向外強制性輸出文化，更不會走上國強必霸之路；而是主張“修文德以來之”，以自身進步推動互利共贏，以善意包容搭建合作橋梁。儒伊學者結合中華“和而不同”傳統，提出以“公平不爭”對待他人與社會，反對紛爭沖突；援引儒家“忠恕之道”，提出“克己濟人，四海可為兄弟”，倡導克制自我，將人際和睦延展到和平共處的核心理念。

　　從突出的統一性看，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從不中斷，根子在于“大一統”，即實現了秩序與道義追求的統一。這個共同理想演化出一整套制度體系。如郡縣制、文官制、科舉制、流官制等，都強調國法的一體性，不論何族何教何派何人，都在大一統共識下服從國家統一管理。在宗教方面，大一統塑造的政主教從、多元通和制度，避免了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政教沖突，使中國未發生因文明沖突引發的宗教戰爭，這一舉世罕見的奇跡成為儒伊千年對話交融的基礎。伊儒會通的歷史探索以“蓋天下之大，心同理同”為共識，直奔文明互鑒追求；以“回儒經書，語言雖異而義無不通”為立場，超越語言文字等差異直指道義相通；以“天方之經，大同孔孟之旨”為內核，不拘表述形式直抵核心義理。大一統政治制度與倫理文化使中華文明在統一性中包容多樣性。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儒伊對話為破解文明難題提供借鑒。文明隔閡論與文明沖突論都偏執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邏輯，將不同文明的差異曲解為對立根源，某些勢力正借宗教文化差異制造戰爭分裂和人道主義災難。文明的未來，不在于誰取代誰、誰征服誰，而在于不同文明如何共同成就。伊斯蘭文明曾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思想資源之一，在諸多領域為人類文明作出重要貢獻。1995年以來，馬來西亞立足多元文化稟賦持續開展儒伊對話，彰顯了兼容并蓄的東方智慧。超越差異凝聚共識的儒伊對話當成為向世界推廣的范式。

　　習近平主席指出，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讓我們為此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