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孩子學習時，我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孩子，認真寫了一篇假期實地觀察小作文，自覺寫得不錯，拍照發給了AI并讓其評價打分，AI果然用通俗又不失專業的“童言童語”給了夸夸式的正反饋，同時給了一個很高的分數，孩子興高采烈地向我分享了這一結果。無獨有偶，孩子的父親用AI來驗證自己的商業思維和邏輯，AI同樣用絕對專業的商業口吻給予肯定。

　　近期發表于《科學》的研究《諂媚型AI會降低親社會意愿并助長依賴心理》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上述人機互動現象。這一現象被研究者界定為一種特定的互動風格：諂媚型AI，其在對話中高度同意用戶的觀點、情緒與價值判斷，即便這些判斷存在明顯爭議或道德張力，也盡量避免提出異議。正如研究發現所述：即便全網共識“你有錯”，AI仍有51%的概率認同你。

　　諂媚型AI并非引入虛假信息，而是通過偏向用戶既有信念的回應方式，對現實圖景進行遮蔽或者扭曲，在本應存疑之處制造確定性，在本需審慎反思之處強加虛假確信。從認識論的視角看，當AI總是對你說“你是對的”，我們關于“對錯”的判斷標準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在AI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媒介化基礎設施時，不僅是青年一代，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越來越依賴一個總是附和自己觀點的智能助手，全民的批判性思維和求真能力將走向何方？“AI諂媚”背后的“認識論風險”讓人不得不深思和警惕。

　　該研究還有一個值得深思的發現：與諂媚型AI僅一次對話，參與者的道歉意愿便從75%降至50%，變得更不愿主動修復關系。這折射出AI諂媚對道德心理層面的深層影響，也揭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悖論——AI以其“客觀中立”的形象贏得信任，卻在無形中用諂媚消解了用戶的道德反思能力。反觀當下，青年用AI起草分手短信、解決戀愛糾紛、尋求情感慰藉已成為現象。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在遇到情感矛盾和道德困惑時首先求助于AI，將AI視為生活伙伴，而AI總是站在他們這邊，青年將如何習得換位思考、自我反省和修復關系的能力？看似高效的人機互動，實則是在用虛擬的“理解”取代真實的“磨合”。長期來看，諂媚型AI非但不能提供真正的情感能量，反而會在悄然間削弱青年處理真實人際關系的能力，導致社會交往能力的退化。

　　教育領域的實證研究進一步證實，諂媚傾向在不同規模的大語言模型中普遍存在。當學生在提問中附帶錯誤答案時，模型的正確率會下降15個百分點；反之，若學生暗示了正確答案，模型的正確率則相應提升。這意味著AI諂媚在學習場景中可能產生“馬太效應”：知識扎實的學生借AI加速精進，而認知薄弱的學生反而被AI固化了錯誤理解。由此，AI輔助學習將對批判性思維、自主學習能力乃至學術誠信造成侵蝕，這些隱性風險不容小覷。

　　不久前，“數字泔水”一詞被用來描述AI批量生成的低質內容對青年認知的侵蝕。而當AI用無原則的肯定與贊美，讓青年長期浸潤于被過度迎合的信息環境中時，他們面臨的，則是更深層的“情緒泔水”。

　　破解這一困局，治理邏輯必須從“內容迎合式”轉向“思想引領式”。這意味著，不能僅僅滿足于算法推薦的內容是否合法合規，更要追問：算法是否在主動培養用戶的批判性思維？是否在鼓勵用戶接觸多元觀點？是否在幫助青年建立更健全的價值判斷力？當前主流的協同過濾與強化學習框架，本質上都在追求“用戶黏性”與“滿意度”，而這兩個指標恰恰助長了諂媚傾向。未來的算法設計，應當將“認知增益”“觀點多樣性”“反思觸發”等納入評價體系，讓AI在提供便利的同時，也承擔起思想引領的責任。

　　從制度層面看，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者已經發出警告：AI諂媚構成了“一種獨特且目前未受監管的傷害類別”，并呼吁建立問責框架和行為審計機制。值得關注的是，2026年4月初，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門印發了《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審查與服務辦法(試行)》，明確要求重點關注“人類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等方面。這為治理AI諂媚提供了政策依據。下一步，應當將“系統性迎合用戶偏見”“刻意回避反駁用戶錯誤”等行為納入倫理審查范圍，建立常態化的諂媚傾向檢測與披露機制，讓用戶有權知道：這個回答是客觀中立的，還是在討好我？

　　當然，技術規制只是其中一環。教育的回應同樣不可或缺。面對一個處處“順耳”的AI時代，青年需要被喚醒的是一種“清醒的媒介素養”——不僅要學會使用AI，更要學會質疑AI、挑戰AI、要求AI說出逆耳之言。學校、家庭和社會應當鼓勵青年在與AI互動時主動設置批判性指令，比如“你覺得哪里是錯的”“請指出我觀點中的漏洞”，讓工具回歸工具，讓判斷歸于自身。

　　說到底，治理AI諂媚不是為了消滅技術的溫度，而是為了防止溫暖變成溫室、認同變成捧殺。面對學會“拍馬屁”的AI，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守住一條底線：算法可以迎合偏好，但不能消解理性；技術可以提供服務，但不能代理思考。守住這條底線，青年才不至于在AI的甜言蜜語里被“慣壞”，悄悄丟掉清醒的能力。

　　薛靜(作者系重慶醫科大學青年教師、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