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型護衛艦源于日本在2015年提出的30FF護衛艦方案，2018年正式定名為30FFM，首批兩艦由三菱重工和三井造船建造。作為日本這個工業強國在21世紀推出的新銳護衛艦，“最上”級性能非常優異：艦長133米，寬16.3米，標準排水量3900噸，滿載排水量5500噸。該級艦裝備綜合搜潛、攻潛系統，配備有2座324毫米反潛魚雷發射裝置，搭載的SH-60K反潛直升機也可以承擔投放反潛魚雷的任務。  盡管存在火力不足、隱身性能相對較差等缺點，但其仍然是世界排名較為靠前的優秀護衛艦，甚至被稱為亞洲最強護衛艦。

　　撕下和平偽裝：百億軍售背后的三大算盤

　　日本此次向澳大利亞出售“最上”級護衛艦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包藏禍心。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便是為新型軍國主義張目。所謂新型軍國主義‌主要指日本當前在“和平”幌子下，系統性突破戰后體制、持續強化軍事力量并謀求對外擴張的危險動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現象并非舊式軍國主義的簡單重復，而是披著“正常國家”外衣的當代變種，對地區和平構成現實威脅。長期以來，日本依據“武器出口三原則”(1967年確立)幾乎完全禁止武器出口，以維持其和平國家形象。2014年，安倍政府推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原有禁令，允許在嚴格審查下向特定國家出口非殺傷性裝備。而此次向澳大利亞出口“最上”級護衛艦，則在“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基礎上又實現了大的突破——這次出口的護衛艦，并不是非殺傷性裝備。幾乎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正式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實施細則，實質上廢除了對殺傷性武器出口的長期禁忌。新政策將裝備分為“武器”和“非武器”，原則上允許出口戰斗機、驅逐艦等攻擊性裝備。日本在武器裝備轉讓方面已經完全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限制，其本質就是為新型軍國主義張目。

　　其次是為軍備擴張做準備。自高市早苗執政后，日本明顯加快了軍備擴張的步伐。而“最上”級護衛艦的出口，是對軍備擴張進行的準備。對于日本來說，在軍火研發和生產方面最大的問題，是武器裝備沒有經歷過戰火考驗，而且因為幅員有限，也缺乏在各種氣候和環境下運轉所需要的數據，沒有這些數據就無法在后續生產中進行改進。而此次將護衛艦出口到澳大利亞，意味著日系大型武器裝備第一次在南半球進行長期使用，其作業過程中獲得的數據 對于日本來說是彌足珍貴的。

　　最后是針對維護亞太和平的基石——中國。當前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最大的障礙，就是二戰的戰勝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全球最大工業國家中國。中國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最為堅決，也是實力最強的國家，可謂是亞太和平的基石。日本在2012年挑起釣魚島爭端之后，與中國進行的地區安全博弈中日益處于下風狀態。近年來中國在國防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使日本認識到與中國正面硬抗，幾無勝算。因此，通過向澳大利亞出售護衛艦，可以將澳大利亞拉入對抗中國的陣營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牽制中國的戰略資源，減輕日本的壓力。

　　新型軍國主義：起底日澳交易的底層邏輯

　　如前所述，“最上”級護衛艦的出口是日本突破和平憲法的后果，這筆軍售將會在亞太地區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

　　第一是挑戰了地區安全秩序。日本向澳大利亞出售護衛艦，是二戰戰敗國通過軍售這種特殊的商貿方式，對當前地區安全秩序的一種挑戰。而澳大利亞作為引進“最上”級護衛艦的一方，無疑是與日本站在同一戰線。作為亞太地區的兩個重要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通過自己的行動，沖擊了當前地區安全秩序的基礎。

　　第二是惡化了相關地區海洋安全環境。日本地處東亞，澳大利亞則是南太國家。這兩個國家所處海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洋權益爭端。此次日本向澳大利亞出口的護衛艦不僅性能先進，而且數量多達11艘，無疑會改變地區海洋力量對比。考慮到海軍是具有戰略機動性的軍種，這種影響極有可能會外溢至南海。因此，亞太地區的海洋安全環境將會因此遭到破壞。

　　第三是為日本的新型軍國主義進行鋪墊。武器裝備是一國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說的物化。接受一國的武器裝備，就意味著在相當程度上接受該國的后勤標準、作戰理念和軍事思想，甚至包括作戰體系。目前所述，當前日本的軍貿很大程度上是其推行新型軍國主義的產物，澳大利亞接受日本的護衛艦，也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默認了日本的“新型軍國主義”。這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來說，不是好消息。

　　綜上所述，日本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護衛艦貿易，將會對地區和平與繁榮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將會在較長時間內存在。然而亞太地區維持和平與繁榮的力量日益強大，日本走新型軍國主義的道路將注定遭到又一次失敗。而澳大利亞似乎還沒有做好為這次失敗買單的準備。

　　(本文在中新網“國際識局”欄目刊發，作者系上海政法學院軍民融合安全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楊震，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