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等數字產品成部分家長“帶娃神器” 如何讓童年不被屏幕占據

　　“我也知道總看平板不好，但我實在太累了。”回憶起此前的帶娃經歷，北京市的趙女士無奈地說，從女兒2歲起，手機和平板就成了家里的“帶娃神器”，吃飯時看、哄睡時看、閑下來更要看。

　　可漸漸地，她發現孩子對積木、圖畫書等完全提不起興趣，卻越來越沉迷數字產品。9月，女兒就要上幼兒園了，趙女士愈加焦慮：“沒有手機和平板，她會不會哭鬧不停？會不會和別的小朋友無法交流？”

　　和趙女士同樣焦慮的家長不在少數。《法治日報》記者近期采訪多名家長發現，“電子帶娃”已經成為一些家庭的育兒常態。

　　2026年5月19日，教育部在北京舉辦第十五個全國學前教育宣傳月啟動儀式，本次宣傳活動以“共同守護數字時代的童年”為主題，聚焦數字時代的兒童保護。啟動儀式上，有代表倡議，幼兒園應落實以游戲為基本活動的要求，不能以兒童數字產品替代圖畫書、玩具，要引導家長樹立“多陪伴、多游戲、多運動、多親近自然”的育兒理念，避免“電子帶娃”。

　　受訪專家指出，避免“電子帶娃”、守護學前兒童權益，需以法治筑牢底線、以教育回歸本真、以陪伴溫暖成長，構建家庭、幼兒園、政府、社會多方協同的守護體系。

　　過早觸屏危害頗多

　　李先生在廣東省深圳市工作，每個月只能回一次湖南老家，他5歲的兒子從小就跟著年過六旬的爺爺奶奶生活。

　　兩位老人的身體還算硬朗，但精力已經跟不上活潑好動的孩子，看不懂繪本上的文字，也不會設計趣味游戲，更不懂什么是“早期啟蒙”。為了讓調皮的孩子安靜下來，智能手機成了他們最方便的“帶娃工具”。

　　每天早上，孩子剛吃過飯就拽著奶奶的衣角要手機；吃飯時，必須看著短視頻才肯張嘴；晚上睡覺前，也嚷嚷著要用手機聽故事。

　　李先生逐漸察覺到了兒子的變化：孩子嘴里時不時蹦出各種自己聽不懂的網絡熱詞和短視頻臺詞；看到同齡的小伙伴，孩子總是下意識地躲在大人身后，別人主動伸手想拉他一起玩，他要么扭頭就跑，要么被碰一下就立刻倒地大哭大鬧。

　　提起這些，李先生既心疼又愧疚：“我知道總看手機不好，但我們夫妻倆都要上班，根本沒時間把孩子帶在身邊。老人能把孩子平安帶大已經很不容易，實在沒法再要求他們更多。”

　　湖南省長沙市某幼兒園老師陳悅(化名)也深有感觸。在她所在的班級，不少孩子一到自由活動時間就圍著她問“能不能看動畫片”，即使她把積木、拼圖、繪本擺到孩子們面前，很多孩子也興致索然。

　　更讓陳悅擔心的是，這些沉迷數字產品的孩子，普遍存在注意力不集中、情緒控制能力差等情況。“一些孩子上課的時候坐不住，習慣東張西望，還很可能會因為其他小朋友的無心觸碰大發脾氣，甚至動手打人。”

　　教育專家李一陵對這種現象有著更深刻的認識。2025年，他在一個偏遠山村調研時，曾看到過這樣一個場景：一名2歲多的小女孩，獨自坐在堂屋的木凳上，捧著爺爺淘汰的舊手機刷短視頻，滑動屏幕的動作熟練得像成年人。孩子的奶奶說：“不給她手機就哭，給了就能安靜，這樣最省事。”李一陵告訴記者，這種“圖省事”的心態會給孩子帶來不小傷害。

　　李一陵指出，過早、過度接觸數字產品對兒童的危害是潛移默化且難以逆轉的。最直觀的是對視力的損害，而更隱蔽也更嚴重的，是對孩子綜合能力的侵蝕。數字產品的單向輸出模式讓孩子不需要思考和反饋，孩子在使用數字產品時形成的是一種“偽專注”，等到上學需要專注聽課、認真思考時，問題就會集中爆發。

　　而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張曉冰看來，手機等數字產品僅能提供有限互動，無法像真人一樣，給予孩子及時、靈活的回應。孩子長期面對屏幕，缺乏輪流表達、解讀表情的機會，語言表達能力和社交能力都會受到影響。

　　此外，數字內容生態的不完善也加劇了“過早觸屏、過度觸屏”的危害。張曉冰指出，相比圖書、玩具需要經過較為嚴格的生產流程，視頻等發布門檻較低，導致兒童接觸到的內容質量參差不齊。“一些動畫、游戲，可能夾雜不當的價值觀；同時，平臺不斷推送高強度、快反饋的短內容，讓一些孩子難以自拔，而現有的兒童模式則普遍存在使用率不高、體驗不佳的問題。”

　　“電子帶娃”緣何普遍

　　受訪專家指出，當前一些家長習慣“電子帶娃”的背后，藏著家庭、社會等深層次問題。

　　張曉冰認為，目前，法律層面對父母家庭教育監護責任的界定標準較為模糊。家庭教育促進法明確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承擔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強調親自養育，加強親子陪伴，而“電子帶娃”的本質則是對自身養育責任的讓渡，但現行法律對這類隱性失職的家庭教育缺乏具體的界定標準和干預手段。

　　張曉冰指出，未成年人保護法確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要求處理涉及未成年人的事項時，優先考量其身心健康與發展需求。但在現實中，“電子帶娃”往往是家長因疲憊、忙碌作出的選擇，滿足的是成人“圖省事”的短期訴求，而非兒童的成長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成年人對于手機同樣存在過于依賴的問題，這會使他們的耐心和注意力下降，陪伴和教育孩子的質量也會隨之降低。”張曉冰表示。

　　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則從社會環境的角度進行分析。“現在整個社會都過于關注孩子的成績和排名，忽視了他們內心的情感需求，一些孩子缺少真正的、高質量的陪伴和交流，只能從數字產品中尋找慰藉。”樊秀娣說。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教育部將2026年全國學前教育宣傳月的主題定為“共同守護數字時代的童年”，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既是對當前“電子帶娃”現象的糾偏，也是對學前教育本質的回歸。

　　各方履職形成體系

　　記者注意到，近段時間以來，多地緊扣“共同守護數字時代的童年”主題進行了探索。

　　例如，湖南省教育廳發布《致全省幼兒家長的一封信》，明確提出“3歲以下嬰幼兒禁用手機、平板等數字產品，3至6歲幼兒非必要不使用”。廣東省教育廳發出倡議，呼吁家長“不要將電視、手機、平板當作‘電子保姆’”。

　　那么，如何更好地保護學前兒童權益，守護數字時代的童年？

　　張曉冰建議，在法律層面，應通過完善配套制度，一方面，明確社區、公園等公共空間須配建契合幼兒發展特點的活動場地；另一方面，引導家庭打造可供幼兒自由游戲的居家活動空間。比如，可以在城鄉規劃法中明確，新建社區和城市公園應配建符合兒童身心特點的活動場地；將“擁有適宜游戲與學習的家庭微空間”納入家庭教育指導內容等。

　　“此外，對于怠于履行養育責任的家長，司法手段應當及時介入。當家長因‘電子帶娃’導致幼兒產生發育遲緩、社交障礙等問題時，司法機關應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要求家長接受一對一輔導，學習如何與孩子共讀、游戲，還可以配套加強監督機制，讓父母真正履行起養育責任。”張曉冰說。

　　在樊秀娣看來，守護學前兒童權益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不僅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強化司法干預，更需要壓實家庭、幼兒園、社會各方的法定責任，形成“各方有責、人人盡責”的共治格局。“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只有讓每一個家長、每一位老師、每一家機構都明確并履行自身義務，才能真正織密幼兒成長的防護網。”

　　看到教育部此次宣傳月的主題后，趙女士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每天下班后的兩小時，是陪孩子讀繪本、搭積木、在小區里玩的“無屏親子時間”。

　　“雖然累一點，但能看到孩子越來越開朗，專注力越來越強，再辛苦都值得。也希望社會能給我們這些雙職工家庭更多支持，多一些免費的兒童活動場所，多一些專業的育兒指導，讓我們能有更多精力陪伴孩子成長，讓孩子的童年不再被屏幕占據。”趙女士說。

　　本報記者 文麗娟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