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文物，便是1976年出土于寧波鄞縣云龍鎮的“羽人競渡紋銅鉞”。

　　如果說今天的龍舟是速度與激情的現場直播，那么這件青銅鉞，便是古人留給人類的一幀“歷史切片”。兩千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競渡”？

　　時間回到1976年12月，云龍鎮甲村公社的社員在開挖河道時，于石禿山旁的農田中，距地表2.5米至3米深處發現了這件銅鉞。

　　“出土時它色澤如金，金光燦燦，與同時出土的青銅劍、青銅矛形成鮮明對比。”據寧波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副主任徐琴介紹，經光譜分析，這件銅鉞的含銅量高達93%。

　　鉞由石斧演變而來，在商周時期已演變為象征權力與威嚴的禮器。這件銅鉞器形呈“風”字形，高9.8厘米，刃寬12.1厘米。它體量小巧、無使用痕跡，正是代表王權與禮制的器物。

　　然而，真正讓它成為“鎮館之寶”的，離不開器身上那幅獨一無二的紋飾。

　　這件銅鉞一面素面無紋，另一面則鑄有精美紋飾。上方是兩條相向的龍紋，昂首相對、尾向內卷，線條婉轉流暢；下方以一道弧形邊框線表示一葉狹長的輕舟，舟上坐著四人，皆頭戴高高的羽冠，雙手持槳，正奮力劃船。

　　寥寥數筆，卻充滿了動感與力量。

　　“鑄造者用抽象的方式勾勒出他們屈腿而坐的身體，而劃槳的手臂則以直線表現，與曲線勾勒的身體形成鮮明對比。”在徐琴看來，四人動作整齊劃一，羽冠迎風飄動，與現代賽龍舟的畫面幾乎無異。

　　這正是“競渡紋”的直觀體現——2000多年前的越地先民，已經用這種方式記錄下了水上競逐的瞬間。

　　銅鉞出土地寧波在戰國時期屬越地。古越人依水而居，《越絕書》記載他們“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從距今8000多年的井頭山遺址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寧波先民早已掌握了獨木舟和木槳的制造技術。銅鉞上的“羽人”，正是當時越地先民的真實寫照——他們因崇鳥而頭戴羽冠，自稱“大越鳥羽之人”。

　　這幅“有龍又有舟”的紋飾，與端午龍舟文化究竟有何關聯？

　　據學者聞一多在《端午考》中的考證，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劃龍舟之習俗就已存在于吳越水鄉一帶。

　　寧波博物院院長張亮指出，銅鉞出土時并沒有伴隨與端午相關的文字。但舟之所以與龍發生關聯，與當時的龍崇拜有著莫大的聯系。越人以龍為圖騰，他們喜歡競渡，所以為舟身裝飾龍紋，向龍神表明自己是龍的親族，期待在航行中受到龍神保護。

　　這件銅鉞上的紋飾，正是古越人祭祀龍神、舉行圖騰崇拜的實物佐證。

　　這件銅鉞的紋飾風格，也并非孤立存在。徐琴介紹：“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就有頭戴羽冠的神人形象。從良渚到春秋戰國，這種羽冠人物形象一直沒有超出古越族群的發祥地，說明它是越文化系統獨有的產物。”

　　而這樣的“競渡”紋樣，后來也隨著越人的遷徙向南傳播。“在江西、廣東、廣西甚至越南，都出土過帶有類似羽人劃船紋的青銅器和銅鼓。”徐琴說，“比如兩廣地區南越王墓出土的提桶、銅鼓，紋飾更復雜，還出現了飛鳥(翔鷺)、魚、龜乃至祭祀場景等新的內容，云貴地區的銅鼓上還融合了當地特有的動物紋，如牛紋、鹿紋或剽牛場景等。這反映了百越先民沿著海岸線南下的文化傳播路徑。”

　　不僅如此，舟船技術也在紋飾變遷中清晰可見。

　　“從我們這件銅鉞上簡單的線條舟，到南越王墓提桶上清晰的水密隔艙結構，能看出造船技術不斷精進。”徐琴強調，“越人從江河走向近海，正是這些技術積累，為后來的海上絲綢之路奠定了基礎。”

　　羽人競渡紋銅鉞的意義，遠不止于一件精美的青銅器。紋飾中那整齊劃一的劃槳姿態，與現代競技體育的審美不謀而合。

　　如今，“羽人競渡紋銅鉞”頻頻出現在重大活動中。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時，它作為中國悠久體育競技的實物史料，成為申報依據之一；它也是寧波申報“海上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的標志性文物。

　　從水面到展柜，從親身揮槳到隔玻璃凝望——看競渡的方式變了，但那份同舟共濟的勁頭，兩千多年來似乎從未走遠。